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武漢機遇

    陽邏新港是“一區三園”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張寧 攝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改革已經走過了35年。翻天覆地的巨變，改變著這片土地上太多的人、事、物，而其中的很多場景，又以城市為舞臺。改革，把中國與武漢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明確我國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同年，武漢獲批為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開全國首聘“洋廠長”之先河；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國家體改委正式批準武漢市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每一次改革的深化推進，也是武漢的一次發展新機遇。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公報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提法，令人對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國未來的前途充滿期待。此時的武漢，正在肩負著國家期望，努力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那么，透過三中全會公報，武漢能夠找到什么新機遇，又該如何把握這些機遇？本報特邀請專家學者對此進行分析。

自貿區？有可能！

自上海自貿試驗區獲批以來，全國涌動起一股申報自貿區的熱潮，各地籌備申報自貿區的消息不時傳出。沿海地區，天津、廣州、廈門等地正積極爭取下一輪自貿區試點機會，長江經濟帶上，重慶已明確表示將參與這一競爭，再往西走，藉由“新絲路”國際貨運列車，西安亦有建設中國首個內陸自貿區的意向。

省社科院副院長秦尊文認為，本次三中全會公報提出“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一方面指向現有上海自貿區的快速建設和發展，另一方面也有更快地推廣上海經驗，擴大自貿區范圍的用意。因此，為成為下一個自貿區，各地之間的競爭勢必會進一步加劇。

實際上，在三中全會召開以前，外界的目光即已投向了武漢。以陽邏、沌口、東西湖園區整合的“一區三園”，申建江北綜合保稅區，被認為是武漢為下一步申報自貿區邁出的重要一步。一個更為清晰的、國家戰略層面的表述，對于包括武漢在內的幾個意向性城市而言，其實是一個公開而平等的機遇。想要搶先一步牢牢抓住機遇，必須充分放大城市的比較優勢，盡可能地實現劣勢向優勢的轉化。

保稅區為申報奠定基礎

作為自貿區的基礎條件，保稅區某種程度上是衡量一個地區開放度的潛在指標。武漢現有的東湖綜合保稅區、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吳家山開發區保稅物流中心等三大保稅物流園區，為武漢申報自貿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中，東湖綜保區的功能最為齊全，除了保稅物流、出口加工的功能外，還有區內企業自由貿易的功能；而出口加工區也于2011年疊加了保稅物流的功能，幾大海關特殊監管區功能日趨完善。

秦尊文將這一點與上海自貿區兩相對照，實際上，上海自貿區只是在整合了原有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后，融入了金融功能。

不同的是，上海自貿區內4個保稅區地理區位緊鄰，武漢的保稅區橫跨長江兩岸，相對分散。“提出‘一區三園’，申建江北綜合保稅區，也有化解分布劣勢的原因”，秦尊文說。進一步看，由分散的保稅區，到綜合保稅區，再到自貿區，路徑已經很明晰。

金融服務潛力不輸上海

至于金融層面，秦尊文認為自貿區除保稅區以外的最大特色，即貨幣可以在區內跨境自由兌換等金融功能。而它也是武漢的短板。這些主要囿于武漢金融機構總部不多。

不過，對于這一點，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金融學會金融工程研究會常務理事葉永剛則要樂觀得多。

“上海自貿區表面指向貿易，實際是貿易和金融，甚至金融的成分大過貿易”，葉永剛說，“內陸型自貿區劣勢是國際貿易成本太高，但湖北作為中部金融中心，可以充分發揮金融優勢”。

“就目前而言，沿海地區的金融走得較快，可進一步開放內地，走慢了的內地或許也有優勢，例如金融創新上。如果就市場談市場，可能武漢沒有優勢，但如果把市場看作是為實體經濟服務，那么處在內陸，其實背靠更幅員的土地，人口、企業、產業更多，面向內需，機會也多。”葉永剛補充道。

數據顯示，湖北已有金融后臺服務中心28家，數量與上海比肩。“新三板”、中小企業私募債湖北也首批納入試點，區域性要素市場亦在國內首批通過清理整頓，近日武漢上報國務院的金融改革創新方案，都實實在在地支撐著這份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