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曾指出,畢業生就業中存在“有業不就”和“無業可就”的兩難現象。對此,有聲音認為,這本質上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和勞動力市場對接性差的問題。您怎么看?
丁大建:由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滯后,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是,大學生勞動力供給過剩,農民工供給短缺。從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看,大學生需求會增加。但未來市場需要越來越多的熟練技術工人,這要求我們的大學生培養結構需要調整,高校專業、層級的結構都要調整,“計劃入口,市場出口”的模式必須改變,大學生就業觀念也會調整的。
熊丙奇:這背后的原因是大學生沒有個性、能力和素質不高,不少學生只是有“大學生”的身份而已。在大擴招中,不少學校采取規模化辦學路線,選擇辦學成本低、容易開辦的專業作為擴大招生的突破口,這造成一些專業設置泛濫,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嚴重失衡。比較典型的是一些人文、社科專業,高校的培養規模,遠遠超過社會需求,學生在報考時,就知道未來就業困難,可為了混一張文憑,卻不得不選擇報考這些院校、專業。同時,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未能形成良性循環。總體看來,我國大學生的比例還不高(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我國每十萬人中有8930人具有大學文化程度,這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大學生之所以就業難,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并不高,而這正是吸收、容納大學生最多的領域。
記者:解決這兩難并存的問題,需要理順哪些環節?
熊丙奇:要根本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必須著力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讓大學辦出個性和特色,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形成高等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只有大學形成本校的辦學特色,才能避免千校一面、千生一面,才能根據社會需求的變動,調節學科、專業、課程的設置,改革人才培養模式。
熊義志:首先,大學生還需要進一步調整就業觀念,能夠更加放開眼界、邁開腳步,到更大的地域范圍、行業范圍和單位性質范圍放飛夢想。其次,當前的條件下,確實存在很多現實的困難和障礙限制了大學畢業生到更大范圍就業。例如,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發展環境、工資待遇、家庭影響等等。我們需要建立一系列能夠激勵大學生到中小城市、到基層、到中小企業就業的政策和機制。最后,我個人特別期待社會輿論對青年職業發展,對大學生就業更加寬容。社會各方面要真正關心大學畢業生的發展、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想法,引導和激勵他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而不是簡單拿一些帽子去往大學畢業生身上扣。
記者:為促進大學生就業,近年來各高校和各地政府出臺了不少政策,您認為哪些是行之有效的,今年又有何亮點?
熊義志:仔細梳理過去的一些就業政策,像大學生“三支一扶”(記者注:大學生畢業后到農村基層從事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工作)、西部服務計劃、大學生應征入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難的狀況。
記者:做好699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工作,您對政府、高校或者大學生自身有什么建議?
熊義志:首先,從國家層面來說,建議繼續大力實施政策性就業項目,建立不同地域之間的就業聯動和支援機制。第二,國有企業在支持大學生就業上要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在社會上發揮引領和示范作用。第三,建立激勵機制,鼓勵國有企業啟動和實施技術創新和經營管理青年人才儲備和培養工程,保持和加大優秀高校畢業生的招聘力度。第四,要優化大學生創業環境,加大大學生創業扶持力度。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構和服務平臺,對于新注冊的大學生創業企業,盡快建立“一對一,全覆蓋”的輔導和服務體系。最后,各高校要進一步結合學生就業需要提升就業指導和服務的精細化水平和工作實效,對于就業困難的學生要早發現、早規劃、早培訓、早推薦,并建立“一對一”幫扶機制。
丁大建:既然市場化,不如讓市場說了算,學校、畢業生、企業(用人單位)都應適應市場。同時,高校培養機制也要根據市場進行相應改變。(記者 鄧 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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