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的特質

政治高于一切

一個社會的組織是復雜的，每個社會內的權力結構常各有不同，例如非洲部落及南太平洋中許多小島的原著民，其社會中最高的權力為宗教，今日英美社會最高權力為工商企業，古代希臘斯巴達社會中的最高權力是軍隊，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最高權力是政治。

從孔孟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并不隱瞞他們渴求從政做官的心理。孔子、孟子的求仕，不過是為了希望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要實現政治理想便必須出來做官，因此，做官只是手段，其目的還是在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孔孟以后的士人常失去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做官成為他們的目的。“十年寒窗”不是為了研究學問，而是為了高官厚祿，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求知，只是為了做官；“學而優則仕”的想法深入人心，“仕”以后的政治理想卻極少有人去顧及了。

知識分子之熱衷于政治，其最大的動力乃是中國古代君權至高無上，君權超越了社會上其他一切的權力，舉凡宗教權力、經濟權力、知識權力、軍事權力等等均屈居于君權之下，從政做官即是分沾了君權，取得了社會上最高的權力，在權力欲的引誘之下，人人莫不希望獲得官職。

李斯曰：“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人類努力奮斗的目的無非是要使生活（物質的與精神的）改善，窮困與卑賤當然不是人所愿居的。然而如何才能脫離窮困與卑賤？中國古代重農輕商，商人雖易賺錢，卻不易爭得社會地位，不易獲得名聲，務農雖號稱為“本”，但農人經常是窮困與卑賤的則是事實，所以，商與農均不是理想工作；中國古代的宗教在隋唐以后，佛教漸盛，僧侶受人尊敬，但是僧侶生活必須清苦自恃，又非缺乏“出世”思想的士人所愿為；中國古代除了亂世，軍人的地位并未受到重視，尤其在唐中葉及宋以后，武夫是受到社會卑視的人，士人于是遂少有愿棄文習武者；中國古代雖重師道，然而卻沒有專業性的教師，教書的職業向來是清苦的，在沒有完善的學校制度下，教師連生活的保障都有問題。除了落第和老邁的士人外，沒有人愿意以教書為職業。經商、務農、僧侶、行伍、教書均非理想的工作，因此，人人只有寄望于從政。知識分子乃是中國社會的領導階層，知識分子為了脫離窮困與卑賤之地而熱衷于政治，更使得政治權力高過于社會上其他的權力。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官吏的地位是崇高的，地方官竟被喻為人民的“父母官”，自是高人一等，威風八面；官吏退休以后，常成為其家鄉的士紳，是社會上的領袖人物，受到鄉民的特別尊敬。因此，社會上對于做官的人總是另眼相看的。趙璘的《因話錄》中記載一段唐人的故事：

趙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眷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眾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曰：“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幛，相與同席，以簪服而慶遺焉。

趙琮未及第前，既“窮悴”，又為“妻族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宴會之中，其妻為眾人所輕視，竟被“以帷隔絕之”，此種情況，實如李斯所謂處于“卑賤之位，困苦之地”，然而，一旦及第，做官有望，于是妻族立刻改換嘴臉，而邀其妻“相與同席，以簪服慶遺焉。”趙琮的事例正可以說明社會上對于做官者和無官者常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寫范進落魄潦倒時，被他的岳父胡屠戶奚落責罵，等范進中舉以后，胡屠戶立時改了嘴臉，稱范進為“賢婿老爺”。范進的故事乃小說家之言，未必可信，然而卻可以反映《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所處時代的人們對于做官與無官者兩種不同的態度。由社會上對從政者的恭敬，更能折射出在中國古代社會權力的結構中，政治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