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書記語出驚人 “一把手”誰來監督？

廣東省茂名市委原書記羅蔭國被雙規之后，調查出貪污受賄16億人民幣，而且情婦100多位。在接受調查期間，羅蔭國說：“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你們憑什么專整我？你們有本事，真讓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個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你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誰不是貪官，你們能說出一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一個不是貪官的嗎？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嗎？中國不就是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難道這個還要我告訴你們？”“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個人？這太平常了！”“反腐敗是隔墻扔磚頭，砸住誰，誰倒霉。沒想到今天會輪到我的頭上。”“我在縣委書記這個職位上，在時下的社會環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除了有自己的價值理念，還有一個眾人實行的潛規則。”

羅蔭國作為市委書記為什么能說出這樣的話？筆者以為，領導干部權力過大，沒有受到有效監督是問題的主要原因，我們的反腐沒有建起有效的第三方監控機構，出現“上級監督下級太遠，平級紀委監督同級黨委太軟，下級監督上級太難，組織監督時間太短，法律監督為時已晚”等尷尬局面。對“一把手”的監督乏力，并不能說明我們缺少實施監督的辦法和手段，相反，黨紀國法作出的相關規定非常之多。《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更是明確提出“一把手”是監督重點，并規定了十項監督制度。從監督主體上說，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審計機關、檢察機關等是專職監督機構，各級人大、政協對黨政干部有監督的權利和義務，新聞媒體、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可以對黨政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進行曝光、檢舉。既然在監督上“有法可依”，監督的主體又多種多樣，為什么“一把手”仍頻繁“落馬”？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相當部分的監督措施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甚至形同虛設。囿于現實國情，不少監督主體要監督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難上加難，甚至根本不可能。以茂名市而言，且不說平頭百姓監督市委書記、市長形如笑話，黨政圈內人要實施監督也難度極大。具體講，廣東省委、省紀委領導遠在廣州，想時時“看住”市級干部不太可能。不少領導干部還有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省委將管理幾百萬人口的重任交給了書記、市長，就得有“基本的信任”，放手讓他們干事，有點小毛病、做事出點格似乎也可原諒。近年來，不少市委書記、市長的貪污受賄案件，都是在中紀委相關部門直接推動下才得以查處的，這是對少數地區“上級監督下級也難”現象的最好佐證。再看同級監督。黨內監督條例規定，紀委有權對同級黨委的領導人進行監督，但事實上，紀委是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紀委書記、監察局長的任職，市委書記有相當的“說話權”，紀檢干部的工資、住房、子女上學與就業等現實問題，都要在本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你叫紀委書記、監察局長如何放心大膽地監督市委書記、市長？黨務、政務不真正公開，群眾不知情，老百姓又將如何監督？等到問題不可收拾時，法律監督為時已晚，又將如何保護黨組織多年培養的干部？

一些專家提出，要想有效監督住“一把手”，首先應該對現行的反腐監督機制進行改革。一些人提出，應該像海關等部門一樣，對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管理，地方紀檢干部只受上級紀檢機關領導，工資、住房、福利等與地方政府無涉，成為一支獨立的外部監督力量。這種提議與黨章等現行黨內法規相悖，暫無實現可能。還有些專家建議，綜合借鑒美國、印度、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反腐敗機構設置經驗，成立中央反貪局或國家反貪總局或廉政公署，形成一支各級“一把手”無法左右的強大的專職監督隊伍。這些構想只是一家之言，但其出發點都是為了解決監督不到位的問題。

有效監督“一把手”，還必須對“一把手”的權力進行有效分解和制衡。在當前黨委議事執行合一體制下，這一點顯得特別重要。要分權，先得析權，“一把手”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先要搞清楚，不能有封建官吏思想，以為我當個縣令、知府，這一畝三分地上大小雜事都歸我管，我說了才算。在分權時，關鍵要分清哪些是決策權，哪些是執行權，哪些是監督權，這三種權力絕不可集于“一把手”一人之手。其次，對“一把手”行事要在程序上作嚴格規定，特別是對重大問題作決策時，必須嚴格“走程序”，哪一道都不能少，次序也不能亂，防止“一把手”暗箱操作，搞“貓膩”。再有，在重大決策上，要以黨委全委會票決為主，必須由常委會決策，實行一人一票，決不允許“一把手”先說話，其他人跟著喊好。說到底，這些分解和制衡“一把手”權力的事，不可能由“一把手”本人提出并實行，必須成為一種制度來強制實行。反腐敗，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制度。

黨的十八大高度重視反腐倡廉建設，明確提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作出反腐敗問題解決不好會亡黨亡國的重要論斷，表明了我們黨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決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保證領導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能管住“一把手”，乃黨之幸、國之幸、民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