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社會主義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是資本主義的
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后，農村生產成了自給性生產模式，物資大都實行統一調撥，商品交換和資本流通在很多地區基本上被取消。這不僅影響了農村經濟的活力，而且極大地限制了工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鄧小平是這個問題比較早的發現者之一。1958年 10月，他在云南視察時指出，農業生產“總是要有交換的”，“要千方百計使交換的東西增多”。（鄧小平在聽取中共云南省委負責人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 10月 25日。）不久，在 11月上旬召開的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主持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二）》時，特別重新改寫了原第三十六條的內容，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產，既要增加自給性產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產品”。在討論這一修改時，毛澤東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擴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系列意見。12月 9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鄧小平在講話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明確指出：“我國目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國目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在國家經濟領導下進行的，不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8年12月9日。）在這里，鄧小平不僅指出了發展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現實必要性，而且初步揭示了社會主義時期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性質。
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進入新時期之后，我國改革開放最早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正是從這一突破開始，最后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道路。當年毛澤東、鄧小平等提出的擴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思想主張，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源頭。
七、制訂經濟建設的長遠規劃，要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大躍進”搞“以鋼為綱”，犯了與蘇聯重視重工業、忽視人民生活的同樣的錯誤。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在指導思想上的重要變化，就是把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關系擺正了。鄧小平這方面的思想認識尤為明確。1961年 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革命勝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要保證幾億人口的吃、穿、用。”（鄧小平在中南局、華北局小組會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 3月 19日。）到下半年，經濟調整取得初步成效，國家計委即研究制訂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后兩年補充計劃和1963—1969的七年規劃。鄧小平要求后兩年補充計劃要搞“過關”的指標。“過關”的指標不是以前那樣的高指標，而是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的指標。同時，他指出：制訂七年規劃，要真正按照農、輕、重為序來安排，以基本解決人民群眾吃穿問題及日用品問題為中心來規劃各方面。（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 10月 24日。）他還說：“總的規劃原則核心是解決吃穿用，部分解決住，兼顧國防，圍繞這些計算鋼、煤生產多少。”（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 11月 21日。）這里，他把吃穿用與鋼的位置調了一個個，是要使正在制訂的規劃真正成為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的規劃，這同以前的“以鋼為綱”的“大躍進”計劃相比，出發點和立足點都不一樣了。
由于經濟調整的任務重，發展情況不明朗，七年規劃的制訂被擱置下來。到 1962年，國民經濟趨向好轉，計劃編制工作也回歸常規。國家計委考慮例行地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第三個五年計劃，并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提出按照“首先解決吃穿用的原則”來安排國民經濟。因此，三五計劃被稱作“吃穿用計劃”。盡管后來由于形勢發生變化，大家對制訂三五計劃的指導思想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但以農業為基礎和重視解決人民吃穿用問題的基本思想理念并沒有改變，并且對實際工作還在產生重要影響。
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制訂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不僅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符合中國基本國情。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解決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在新時期，鄧小平設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的發展目標，第一步就是解決溫飽問題，讓老百姓吃飽穿暖；第二步實現小康，主要還是要讓老百姓吃穿用更好一些，而且還要住得更好一些，生活環境更好一些，等等。
八、搞經濟建設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既要有雄心壯志，又要實事求是；不要搞違反群眾意愿的“大呼隆”群眾運動
八大以后，鄧小平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一樣，希望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把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鄧小平把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比作“給自己出難題”，因此在“大躍進”之初，也表現出很大的熱情。但他深知加快經濟發展速度需要條件，不能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出難題要“不是空想的，是合乎實際的”，“要有雄圖，心是熱的”，“但也要實事求是地考慮問題。心要熱，頭要冷”。（鄧小平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8年 3月 25日。）當“大躍進”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嚴重后果日益暴露后，他便表現出異常的冷靜并義無反顧地傾力于配合毛澤東糾“左”。
這一時期，鄧小平領導經濟工作和其他工作，堅持從實際出發，能快則快，不能快的就不讓快。我國的石油工業基礎非常薄弱，而石油工業對于國家工業化建設又特別重要。鄧小平分管石油工業，在對石油工業的情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之后，提出石油工業“應該有這個雄心壯志超越國際先進水平，世界先進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鄧小平同志與我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回憶鄧小平》（中），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432頁。）在他的領導和決策下，石油工業戰線選準突破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發現和建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個特大油田——大慶油田，使我國石油工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而在同一時期，鐵道部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出現有鐵路三萬公里，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新修建二萬公里，在十年內修建十八萬公里新線。這樣的速度是明顯脫離實際的。鄧小平在審定報告時，將這一提法修改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內新建線路能否由原定的一萬五千公里增加到二萬公里的修建計劃，以及能否在十五年內修建十八萬公里，須由國家計委在綜合研究之后，加以審定”。
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發展速度適當加快不是不可能的，關鍵是要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仍堅持了經濟發展能快則快的思想主張，總是強調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隔幾年上一個臺階。
“大躍進”運動中，高指標往往伴隨著一哄而起的“大呼隆”的群眾運動，既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又傷害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教訓太深刻了。1961年底進入調整時期以后，鄧小平明確指出，經濟建設不能搞違反群眾意愿和群眾路線的“大呼隆”群眾運動。他說，經濟建設“要扎扎實實，因地制宜，不要搞大呼隆”。他還對群眾運動與群眾路線作了辯證的分析，指出“群眾運動是群眾路線的一種形式，不能天天、事事搞運動”，“過去幾年講大兵團作戰，我看不是群眾路線。‘大呼隆’違反群眾意志，群眾是勉強、被迫接受的，只是形式熱鬧”，“有些群眾運動往往不合乎群眾路線，違反了群眾路線”。（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 12月 11日。）
九、經濟建設要搞一套管理制度，農業有農業的“憲法”，工業有工業的 “憲法”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工業建設更多地是學蘇聯的經驗，尤其在工業企業管理方面照搬了蘇聯的一些辦法。轉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以后，開始摸索建立自己的制度體系，鄧小平是積極強調和推動制度建設的領導人之一。1957年，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社會主義工業企業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在“大躍進”運動中，工業企業的生產責任制和經濟核算等制度廢弛，普遍管理混亂，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大幅降低。鄧小平中肯地指出：“根本的是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制度和紀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0年 12月 22日。）這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對于明確政策、加強人民公社的管理起到了明顯的作用。鄧小平提出，工業也要搞一個類似“農業十二條”的“憲法式”的文件。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農村人民公社條例》（即“農業六十條”）后，鄧小平又指出，農業方面搞了“六十條”，“工業方面也要拿出若干條”。后來，他主持制訂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運動以來企業管理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企業管理的一系列正確的指導原則和具體規定，成為當時克亂求治、整頓工業企業的一個指導性文件，也成為新中國第一個關于企業管理的章程。在此后很長一個時期內，這個文件對加強企業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被稱為“工業憲法”。
在主持制訂“工業七十條”的同時，鄧小平還主持制訂了“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高教六十條”、“科研十四條”等一批工業、文教、科技方面的條例。這批條例，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重要的制度建設成果，在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產生了積極作用。鄧小平把這些條例稱為各行各業的“憲法”，突出了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于后來直至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十、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生活中個人選擇的自由，不應越來越小，而應越來越豐富
社會主義社會要不斷滿足人的全面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所揭示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生產關系上搞“清一色”的同時，在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上也搞一律化，完全忽視、抹煞人民群眾生活中個人選擇的自由。鄧小平在“大躍進”剛興起不久，就對此表示懷疑。1958年 10月，他從東北考察回來后，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人們有啥吃啥，穿衣也簡單。統統清一色好不好？”（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58年 10月 6日。）不久他去西南考察，在同貴州省委負責人談話中又說：“公社吃住等一律化，共產主義是越搞越簡單，還是越搞越復雜？”（鄧小平在貴州考察工作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11月2日至5日。）從西南回來后，他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人民公社還不能搞純全民所有制的同時，還明確指出：“集體生活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鄧小平《〈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1958年 12月 9日。）對這個觀點，鄧小平雖然沒有展開論述，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能這樣談到已是不容易的。
十一、黨的領導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原則
鄧小平參加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違背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原則搞個人崇拜給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造成的危害，感受很深。他在中共八大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時，聯系斯大林和蘇共的教訓指出：“只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于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鄧小平文選》第 1卷，第 229頁。）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從1957年毛澤東批評反冒進開始，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陷入不正常，“一言堂”、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的風氣日盛。正是由于這樣，才使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左”的錯誤迅速蔓延開來。1960年 3月，鄧小平在天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中，有針對性地談到堅持集體領導原則的問題。他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里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記錄，1960年3月25日。) 在當時的情況下，鄧小平這樣強調黨中央集體領導，提出要合乎實際地評價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作用，是需要膽識和勇氣的。這實際上觸及到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上存在的嚴重問題。正是由于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后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致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形而上學猖獗，導致“左”的錯誤愈演愈烈，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正是從努力恢復黨的集體領導和堅持民主集中制等優良傳統入手，全面撥亂反正，使黨的指導思想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作出改革開放的正確決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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