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斗：從建筑工到暢銷書作家

2011年8月，經過長時間的籌備，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我寫的《管人筆記》一書，在哈爾濱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朋友們知道這個消息之后，紛紛向我表示祝賀，說我雖然是個打工仔，但是卻寫出教老板如何管理的書稿，堪稱打工仔也足以當老板師傅的典型了。

我也頗為欣慰，覺得終于實現了自己的一個夢想。然而，卻鮮有人知道，我的夢想，是從深圳一個建筑工地上逐漸成長起來的……

初出家門打工，我被帶到建筑工地當小工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專畢業的我想放棄家鄉的工作到廣東打工，父母激烈反對無效后，不得不讓表哥帶我出門、托他幫我找工作。沒想到，表哥答應得雖然爽快，但他是在深圳龍華一個建筑工地上當小工的，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把我帶到建筑工地上，給我找個挑磚擔泥的活。

不服輸的我，咬著牙堅持，希望做出個樣子證明我能行。但是，在建筑工地能做出什么樣子來呢？最終，在落了一身傷還沒結到工資的情況下，我不得不離開另找工作。

當時到處處于查暫住證抓“三無人員”的時期，因為沒有暫住證和廠牌，在大街上找工作時竟然兩次被當作“三無人員”抓去了收容所。在收容所受了許多罪、托人交了罰款放出來后，我不敢再耽擱了，在老鄉的幫助下，交了三百元押金進了一間小廠當搬運工。

來到廣東出了半年多苦力，不僅沒賺到錢，還反而受了一身傷、倒欠了一千多元的債務，這實在讓我無奈到了極點，因此，雖然廠里的條件艱苦得堪比夏衍在《包身工》里的描寫，但我也只能咬著牙堅持，生怕出了廠再被當作“三無人員”抓走，就沒有人愿意代交罰款贖我了。

然而，那間工廠有條不成文的規定：一是押金不退，二是不許出廠門，理由是避免被當作“三無人員”抓走。其實更深一層的意思是：讓工人們整天呆在廠里，多給老板干活——我們通常一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有時甚至通宵達旦，而通宵加班得到的報酬僅僅是一元錢一瓶的廉價汽水和一塊簡易包裝的面包，平時吃的更是豬狗不如——我們倒掉的剩飯，老板養的大狼狗聞都不聞一下，因為它吃的是我們一年難得吃上一次的紅燒肉……

至于工資，雖然這樣辛苦加班，但是一個月下來，滿打滿算才只有二百多元，而且上班時打一下瞌睡就要被扣掉三十元，更別說因為瞌睡造成次品之類的事故了。因此，經常有工友被克扣得倒欠老板“工錢”，而且干的時間越長，這種債就欠得越多，因為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因為違反所謂的“廠規”而被記大過、記小過罰款。

當時打工仔打工妹維權意識薄弱，許多人根本不知道還有維權這一說，更不知道該找什么部門維權，再加上法律不完善，所以老板的這些作為不僅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還反而對廠里的員工形成了威懾作用，讓人覺得老板有錢，手眼可以通天，我們根本惹不起，因此，只能在老板的淫威之下繼續賣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