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學者熱議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和《決定》

三個突破與兩個約束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十八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三個突破表現(xiàn)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發(fā)展是硬道理。第一個突破表現(xiàn)在對內改革，解決了市場為本還是政府為本的問題。第二個突破表現(xiàn)為對外開放，我們今天要走一條與國際接軌的路。自貿區(qū)能做什么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不是政府來設計的。第三個突破集中在發(fā)展是硬道理，解決了二元經濟問題。今天要讓勞動力要素市場流動起來，讓人口紅利充分發(fā)掘，如果實現(xiàn)土地改革，將是一個很偉大的突破，可以完成中國幾千年農耕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的轉型。

公報還給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約束，一個是對市場的約束，一個是對政府的約束。生態(tài)環(huán)境、生態(tài)安全是對市場的約束。維護憲法法律權威，行政運作必須在法律框架下，政府不能越法，是憲法對政府、行政的約束。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能在這兩個約束上控制住，未來的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是可以期待的。

維護國家核心價值的安全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蘇長和：國安會的設立，讓人們高度重視國家的安全問題。國家安全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個，國家安全的維護從大的方面來講，很重要的一塊是國家核心價值的安全，其中涉及道路持續(xù)性、堅定性，制度的穩(wěn)定性，價值體系的安全性。中央領導也講了有兩條路不能走，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峰會上也講了不能出現(xiàn)顛覆性的錯誤，這些都跟國家安全核心價值有關。在這個之外，我們講的文化安全、信息網絡安全等，也屬于這個范疇。第二個，就涉及怎樣在開放型經濟體系下構建一個國家安全的經濟安全體系，這涉及怎樣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安全，怎樣保護我們現(xiàn)在的海外權益，里面又涉及公民的海外人權、資產安全、市場份額的安全、貿易通道的安全、公司的安全等。金融開放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經濟、金融風險，比如我們跟各個國家構建自貿區(qū)，可能有一個貿易風險。這些都是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需要思考的風險、安全問題。第三個，是國家武裝力量體系。對一個大國來講，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體系，你看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其實沒有自己的獨立的武裝力量和工業(yè)體系的，我們國家有這個東西。所以在國防體系上不能受制于人，要確保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力量的建設。

創(chuàng)新驅動與驅動創(chuàng)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暉明：我們現(xiàn)在聽到最多的是“創(chuàng)新驅動”，但是，“創(chuàng)新不錯，問題是創(chuàng)新來自哪里，是什么驅動了創(chuàng)新？”這是學者要思考的問題。從這次三中全會公報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它的核心、靈魂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為了創(chuàng)新，所以改革是創(chuàng)新的一個驅動。

什么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解放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能力，解放全社會公民的創(chuàng)新能力。我覺得公報里面有這個精神，這是真正挖掘創(chuàng)新的來源，真正挖掘驅動創(chuàng)新的力量來源。比如說，強調市場的自由、要素的自由等。

需要強調的是，今天我們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仍然是中心任務，是解決中國發(fā)展一切問題的基礎，公報真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而且強調以經濟改革來牽引改革，這樣改革就落地了，非常好。

心理健康與社會信任感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君辰：全會公報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fā)揮群眾首創(chuàng)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對此可從幾個方面理解：

第一，堅持以人為本。現(xiàn)在很多地方都在講“以人為本”，政府講、學校講、企業(yè)也講。對“以人為本”我的解釋是，一個是初級階段的以人為本，一個是高級階段的以人為本。初級階段的以人為本，是考慮個體不同需求的一種理念，要考慮個體的精神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等。高級的以人為本，是強調發(fā)揮個體的潛力、滿足個體自我實現(xiàn)要求的理念。

第二，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這里面，一是強調了人民是改革的靠山，如果人民不擁護，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二是強調了改革的目的是讓人民滿意，對人民沒好處的改革是沒有意義的；三是強調了人民最關心的事情要首先改革，包括住房、教育、醫(yī)療、通脹、懲治腐敗等一系列事情。

最三，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這一條是最重要的。這里包括身體健康，涉及空氣、體育、醫(yī)療等；包括心理健康，如我們怎么建立信任感，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組織和組織之間的信任感等；包括提升全民素質，如精神、價值觀、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問題。

建國、興國與治國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劉建軍：我從歷史角度講點感受。現(xiàn)在的改革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不同點在什么地方？第一個不同點，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面臨的主要是觀念障礙，現(xiàn)在可能更多的是利益障礙，鄧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主要是解決觀念障礙。現(xiàn)在主要是利益障礙，掃除利益障礙要傷筋動骨，是很困難的。第二個不同點，就是改革開放之初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現(xiàn)在確實要講究頂層設計。第三個，一個很重要的是鄧小平同志解決的很多是經濟改革，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時的改革很多是每走一步，很多人受益，但是現(xiàn)在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改革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轉速。以前，我們解決的是建國與興國的問題，現(xiàn)在則要解決“治”國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是以撥亂反正促發(fā)展，習近平總書記必須以治理體系的完善促發(fā)展。第四個不同，是國際環(huán)境不同。改革開放之初是西方世界歡迎中國的開放，現(xiàn)在我們在形成這個世界、參與這個世界、影響這個世界，甚至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所以西方世界對我們的態(tài)度就會很復雜。

人也要以社會為本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鄧偉志：公報當中多次講到了“公平”，我們告別了過去流行的“兼顧公平”的說法。“兼顧公平”的說法，嚴格說并不科學，當然我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樣講，也是可以理解的。現(xiàn)在我們要理直氣壯地提“公平”，公平也能出效率，公平能出大效率。

另外我們強調社會以人為本的同時，也能不能強調人要以社會為本。人與社會是同時產生的，社會不以人為本，這不叫社會；人不以社會為本，人不社會化，也不是“人”。所以這兩點是不是也能夠統(tǒng)一起來。（王多/李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