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區(qū)別與聯系初探

在學習十八大報告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以改革開放為界分為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qū)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為我國繼續(xù)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指明了方向。本文運用《資本論》研究方法探討經濟實踐經驗，并結合各種理論思潮在我國社會的影響變化，從經濟學角度初步探尋這兩個時期的區(qū)別與聯系。

一、改革以前三十年工業(yè)化積累的偉大成就與“文革”失誤

（一）建國初到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過程

從農業(yè)國過渡到工業(yè)國進行工業(yè)化積累，是中華民族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歷史任務。這項任務是由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完成的，所以從技術經濟角度看的一般性工業(yè)化積累，其特定社會內容只能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從《資本論》關于“剝奪者被剝奪”等科學論述看，隨著我國人民解放戰(zhàn)爭進程的沒收即剝奪官僚和買辦資本，通過“三大改造”對民族資本等進行的財產贖買，以及廣大農民用工、農產品“剪刀差”提供的資金積累，特別是王進喜和李四光代表的那代英雄群體的艱苦卓絕創(chuàng)業(yè)活動，明顯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原始積累過程。

通過“積累多少一個樣”的計劃籌資體制，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形成了“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原始共有產權，但從前蘇聯沿襲的傳統經濟理論，卻把它當成社會主義本身的公有制形式，在建國初能行得通是有一系列非正常的主、客觀條件的。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之特殊社會條件下，共產黨領導人民勒緊褲帶，取得過在戰(zhàn)爭廢墟和冷戰(zhàn)封鎖中，迅速完成工業(yè)化積累的輝煌歷史業(yè)績！其實“文革”普遍和直接的經濟影響，是由于否定社會主義生產的個人利益驅動，即管理學講的“缺乏激勵”致使效率低下，積累也受影響卻仍在進行。

（二）發(fā)生“文革”的特定社會動因

人們對于生產資料的某種所有權，由他們一定的占有使用權、支配處置權和投資收益權等諸多財產權利構成，因此，它要由人們在該種社會生產、再生產及總過程中所結成的特定生產關系來體現。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時明確指出：“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無非是把資產階級的全部社會關系描繪一番。”可見他認為一定的所有制關系，是經濟學反映該種生產關系的總體概念，因此是邏輯思維體系的認識結論，前蘇聯教科書體系卻把結論當前提，這種邏輯常識錯誤導致一系列的思想混亂。如在敘述原始積累過程時，直接用下定義方式給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概念，沒它區(qū)別于原始公有制的歷史特征，因為后者也是“生產資料歸全體氏族成員所有”。建國后，在理論上混淆不同公有制形式的思想混亂，其負面作用是隨事業(yè)發(fā)展而逐漸顯現的。

中國歷史上在手工勞動和小生產管理中，習慣于感悟思維的農民與士大夫，都到感性經驗中有過先例的原始社會追求其社會理想,社會底層運動又往往要打上傳統烙印。中國黨和軍隊的農民隊伍成分，把理想中“新世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統統給理解成“環(huán)球同此涼熱”的大同世界。設想“六億神州盡舜堯”矣！沒這種傳統思潮的社會推動，要在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在建國初迅速地實現工業(yè)化積累，這兩大歷史任務是不可想象的。特殊國情決定其社會運動的復雜性：從前蘇聯沿襲的公有制理論雖有誤差，在建國初卻有激發(fā)群眾生產勞動熱情的工業(yè)化積累作用；又由于在這種經濟理論中，沒社會主義區(qū)別于原始公有制的歷史特征，就與國人傳統的大同理想一拍即合，二者構成“文革”的思想動因：大同理想是發(fā)生“文革”的特定思想感情基礎；而混淆不同性質公有制的前蘇聯理論體系，則為建國后的歷次左傾思潮打開理論大門，最終釀成“文革”的極左思潮泛濫。

隨著工業(yè)化積累的基本完成，我國建立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社會經濟條件發(fā)生巨大變化，生產力跨越式發(fā)展引起生產關系急劇變化，社會主義生產的“勞動所有規(guī)律”現實地發(fā)揮出必然性作用，廣大勞動者已不能容忍平均形式的產品分配，開始普遍要求占有自己付出的辛苦勞動。最令感悟力超常發(fā)揮而極敏銳的毛主席不安的，是隨著我國初步實現工業(yè)化提高了人們生活水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悄然發(fā)生變化。毛主席不容領導干部思想變化的原因既理想又實際：原始公有制關系的正常社會運行，需要有氏族首領“大公無私”的思想境界。這樣看毛主席在建國以后，是把“保持革命戰(zhàn)爭年代那么一股勁”的各級干部，當作類似氏族首領在原始社會中的“核心”使用，力圖用群眾運動預防這種公有制的官有化，而鄧小平是要通過制度建設防范社會主義的異化風險。顯然，那種把“文革”看成某個人的思想行為，是沒有歷史觀的。可見毛主席與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發(fā)生在一個懷有這塊社會土壤孕育的社會主義理想情結，一個是頑強地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發(fā)展情結；另一個是頑強地堅持在傳統社會主義發(fā)展情結的基礎，立足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實則都是堅持國家的經濟政策，要體現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和普遍意愿。

二、后三十年社會主義改革探索與兩個極端的阻撓和誤導

（一）鄧小平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探索

如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過程，鄧小平經濟政策的思想起源，也主要源于對建國后的左傾危害體會：大躍進運動刮的浮夸風和“共產風”，導致六十年代初我國的三年經濟困難。早在1962年7月，對作為這場“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左傾思潮，鄧小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進行了深刻反思：“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tài)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資料顯示，鄧小平經濟政策思想發(fā)端于體現唯物史觀的這段話！這也可看成他的經濟改革思想源頭。鄧小平經濟思想的這個策源地，后來啟發(fā)我們通過經濟學的專業(yè)研究，初步發(fā)現社會主義生產的“勞動所有規(guī)律”。同樣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鄧小平通過總結原計劃經濟體制的經驗教訓，向全黨全國人民交代了經濟改革原因，這可以看成他的經濟改革思想發(fā)源地：“只講奉獻、不講索取”的原計劃經濟體制，“短期內行”指建國初哪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長期不行”則指初步完成工業(yè)化積累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而認為這種“只講奉獻”的經濟體制，“對少數先進分子行，對廣大群眾不行”,則體現他區(qū)分先進性與普遍性的很強政策觀念。

經濟體制改革直接觸及利益結構，該領域恰恰是馬克思學派的研究長項，所以鄧小平的政策思路，重在調整作為人們生產關系實質的利益關系。鄧小平同志是位務實的政治家，從六十年代初提出發(fā)展農業(yè)生產要先符合群眾意愿。其中包括七十年代“文革”中復出搞“整頓”和“教育回潮”，以及“文革”結束后抓教育的恢復高考，在農村改革中搞聯產承包；八十年代初在國有企業(yè)恢復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直至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講話。他一直關注在初級階段條件下，如何切實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等，這些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性內容。這種經濟政策的利益導向，是透過一切中間層次直指勞動者（一般在中央與地方分權，頂多到企業(yè)層面做文章），決策思路如此徹底“接地氣”，已要求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看來決策越正確，對與其配合的專業(yè)研究要求越高！從根本上看，改革能頂著前蘇聯教科書理論，與我國傳統思潮合流的社會慣性壓力前行，不僅源自鄧小平鼓勵勞動者如小崗村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還以他們受益為改革的社會動力和成功標準。

鄧小平晚年治國生涯的壓軸大戲，自然要數被稱為“天鵝之舞”的南巡講話，它是我國經濟改革進入關鍵階段的政府決策。這個講話繼承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首先是針對前蘇聯教科書中，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生產特征的經濟學觀點，在前段話中他講在社會生產中采取計劃經濟形式，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任何社會生產的目的和內容。這確實點到前蘇聯教科書的要穴上面。我們通過專業(yè)研究，發(fā)現具體到社會主義生產中，國家計劃除有維持產、需大體平衡的一般經濟目的，還有在勞動者社會組織人們的勞動交換過程中，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生產特有目的和內容。南巡講話的后半段，高度概括了相互聯系的若干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幾項是馬克思講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在鄧小平注重群眾利益的思想啟迪下，特別是在他組織的改革事業(yè)感召下，沿著列寧“運用《資本論》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學術路子，我們對這種市場經濟結構的初步探討，是在唯物史觀立場和辨證邏輯方法指導下，遵循馬克思對聯合勞動等的科學預想，初步總結戰(zhàn)后兩大陣營經濟史的實踐經驗，而以“社會主義勞動者”為邏輯始點范疇。從歷史賦予社會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具體到我國是根據工業(yè)化積累完成前、后的社會經濟條件變化），并由生產一般條件造成人們勞動的普遍現實形式入手，找出了這種生產的“勞動所有”規(guī)律；又通過社會分工與勞動所有權的現實矛盾，把握勞動者之間的勞動交換本質，再綜合進我國的初級階段條件下，由于缺乏直接組織勞動交換、溝通產、需聯系的計劃能力等現實因素，便邏輯地證明現階段“國有企業(yè)之間存在商品關系的歷史必然性”。并由體現勞動所有規(guī)律的積累勞動所有原則，認識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構中的特定私有關系，由此又找出它區(qū)別于原始公有制的歷史特征，進而發(fā)現這種公有制可與市場經濟形式內在結合。這才能真正理解《資本論》，不僅在其第一卷從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的哲學角度，高度概括過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構中勞動者的“個人所有”特征，還在第三卷的兩種“揚棄”理論中，指出明晰公有產權的社會主義標準，以及這種公有籌資和投資的具體特點。這至少表明兩點：一是傳統公有制概念的非馬克思性質，二是西方經濟學總把投資與其資本主義形式混淆起來。

追溯鄧小平1978年的“北方談話”，直到1992年的“南巡講話”，能夠看到他許多政策思路的形成過程。而且，可從中看出更為深刻的歷史運動軌跡：鄧小平組織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探索，也并非單純地是他個人的思想行為，它適應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歷史呼喚，具體是反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救亡運動相結合，形成以周恩來為前期代表的那批留洋學子的一種強國文化現象，歷史最終選擇由鄧小平晚年的主政生涯，急切展示那代留學知識精英的振興抱負，持平而論，他們與本土知識精英有視野差別與理念分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