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未來
時間腳步,永不停歇。中國走過十年,中國繼續前行。我們對于時代變革的喜與憂,最終落在人的層面才有價值。
我們很難忘記在一個午后走進映秀鎮幼兒園的情景:面孔嬌嫩的孩子們在熟睡,房間里充滿了甜蜜的鼾聲。這里曾是汶川大地震震中,這些孩子都是地震后出生的,相當一部分來自再生育家庭,他們彌補了父母的創傷。
張麗,映秀郵局職工,4年前失去了12歲的女兒,她渴望再做媽媽,但一直懷不上,試管嬰兒,輸卵管腹通術,中藥……足足折騰三年,快絕望時,懷上了,每天小心翼翼,下班馬上回家躺著。去年她38歲,生下兒子郭子豪。她抱著兒子讓我們拍照,一會兒就抱不動大胖小子了。在她家里,當弟弟的小胖手撫摸著永遠12歲姐姐的照片時,我們熱淚盈眶。
這樣的家庭在映秀還有很多,面對重災巨創,這些柔弱的身軀中吶喊出“生”之頑強。如今,地震造成的山體潰塌傷痕猶在,但什么能阻止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
中國的未來,在一代代中國人身上。
朱雪芹,全國人大代表,她這十年所獲得的榮譽證書,一面墻都貼不下。但是誰能想到,十年前她還是一個縫紉女工?“2001年底,我從日本進修回到上海的服裝廠,在流水線上做副領班,為了說服姐妹們選擇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她們打賭PK,如果我贏了,就聽我的;如果我輸了,就重新回到生產線上做普通女工,就像電視劇《打工妹》里的那個趙小蕓……最后我贏了。”
這位從蘇北貧困農村來到上海打工的農家姑娘,相貌甜美,聲音溫柔,骨子里卻刻滿了“自強不息”。閑暇時別人逛街、打牌,她留在宿舍看書,晚上為了不影響室友休息,她用被子掩著臺燈……2008年,朱雪芹當選上海市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當她把這一消息告訴遠在農村老家的父母時,老人喜極而泣。
“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會有強烈的心理落差,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但我一直激勵、未來也會激勵大家:只要努力,就能實現夢想。”朱雪芹說。
跟父輩相比,今天的中國青年生活在一個可以放眼看世界、價值觀多元化的年代,但是就業、房價的壓力,讓一些年輕人不敢奢談夢想,甚至牢騷滿腹,習慣抱怨、嘲諷。抱怨、嘲諷做起來其實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了,但是,能夠改變什么?
孫春龍,生于1976年,公益項目“老兵回家”發起人;鄧飛,生于1978年,公益項目“免費午餐”發起人。兩位青年經歷驚人相似:以輿論監督報道成名,最后致力公益事業,成為職業志愿者。
“批評很容易,難的是身體力行做些事情。能夠推動國家進步的,是彌合與建設,”鄧飛如是說。他現在運用微博來推動公益事業,宗旨六個字:合作、建設、進步,“我們通過合作來團聚資源,去做一些建設工作,最后實現全面的多贏,實現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進步。這是我的夢想,通過努力我正在實現夢想。”
新華社“你好,中國”微博采訪團邀請了一些頗有影響的微博博主參與現場采訪,從網上走到網下,一起見證中國十年變化,感受真實的國情。在青年網友群體中擁有很高人氣的青年作家蔣方舟說,年輕人與其坐在電腦前埋怨,不如積極行動起來,做些實事,有付出,才會有收獲。
轉型期的中國,很多問題應該批評,但難道因此就能說明努力沒有價值、奮斗和追求夢想多余嗎?每個人都有夢想,或宏大或卑微,中國需要更多勇于實現自己夢想的年輕人,與國家一起進步,邁向更高的高度。
2012年國慶前夕,北京和新疆烏恰,進行了一場相距5000公里的對話。一邊是“聯想”品牌創始人柳傳志,一邊是中國最西部學校烏恰縣吉根鄉小學的四名柯爾克孜族小學生。對話的主題是“夢想”。
上世紀八十年代,柳傳志從中國科學院的科研崗位上下海,帶著產業報國的夢想,把一個叫“聯想”的民族品牌帶到了全世界。現在聯想已由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變成全球行業第二名、擁有上百億美元收入的國際企業,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崛起的一面旗幟。
老人和孩子聊北京、電腦、成長計劃……柳傳志告訴孩子們:“中國還處于發展中時期,需要更多有能力的人參與建設,特別是像你們。你們會了解世界更多東西,會有更多想象力,只要有追求、有夢想,生活、學習就會更愉快。祝福你們!”
對話結束時,北京已是華燈初上,烏恰上空仍太陽高懸。中國國土如此廣袤,每天有多少夢想生生滅滅?每個夢想都應該得到尊重,個人的努力,社會的理解,機會的公平,一個健康社會的重要標準,是無數個體能夠通過努力不斷實現夢想!
中國的未來,在勇于破解難題的改革創新上。
成都,都江堰鶴鳴村,中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第一村,村民在宅基地置換后集中住進了別墅小區,自來水天然氣有線電視……一樣不缺。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家農戶門口,都放著進門換的拖鞋。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不亞于城市的農舍和基礎設施配套,但更大發現是:村民拿到了四個“紅本本”--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林權證,它們是農民的農民“財產證明”。鶴鳴村5組村民程小華給我們算了一筆賬:宅基地置換的160平方米連體別墅,加上裝修共花了16萬,“劃得來!”
2008年3月30日,鶴鳴村7組的土地權證下發,村民余躍領到了編號為510111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這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發出的第一份權證。我們很遺憾沒有看到這份權證--它已被國家博物館收藏了。但我們看到了“魚鱗圖”--用來精確確定農民土地權屬的圖紙,上面摁滿了村民的紅手印--我們不禁想起那張著名的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的生死契約“紅手印”。
在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課題。城鄉一體化改革關乎中國農村未來,這項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制度,“成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歸還農民權益,令人感悟,用余躍的話來說:“這次改革,可以說是第三次土地革命!”這是一個農民質樸的情感迸發。
我們傾聽,我們觀察。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站在教育改革風口浪尖的朱清時,清瘦,謙和,但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卻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火熱,一個理想主義者熾烈的情懷。
57年前,錢學森走過羅湖橋,回到大陸,他留下的“錢學森之問”,至今仍在拷問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拷問中國的教育改革。朱清時跟我們談如何選拔人才、如何培養大師、如何推行“教授治校”……他已經66歲了,我們問他:“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困難重重的時代,您是如何理解執著與隨緣的?”
他的聲音中多了激動:“理想主義者生存確實困難,但是生命也最有意義!”朱清時不愿意做一個走到哪算哪的隨緣者,他會執著走下去,直到走不動的那一天。有多少人會追隨他?中國未來面臨改革攻堅,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能不能突破?如何凝聚勇氣與智慧,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
我們站在甕安縣委舊大樓被焚毀的廢墟前,沉默、沉重、沉痛。一個農民跟我們說:4年前,縣里治安混亂,女高中生晚上根本不敢出校門。
大火,把甕安燒醒了。即使在甕安最偏遠的鄉村,農民也能侃侃而談“6·28”之后甕安的變化。一個名叫葛啟義的“90后”青年,是一個人與一座城同時變化的最好例證:4年前,他舉著汽油瓶第一個沖進縣公安局大樓。事后,他得到幫教,公安機關幫助他,其實也是幫助自己;改變他,其實也是改變自己。2011年,“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滿意度”調查,甕安縣公安局排名全省第一;同年,葛啟義當選為黔南州人大代表。
這個臉上刀疤猶在、但眼中已無戾氣的青年,向我們說出了他的肺腑之言:“過去,我不相信法律、警察;現在,我相信了,我看到了希望。”
從甕安之亂到甕安之治,再一次證明:群眾路線是法寶,是基層政權穩定的底線。
馬克思說過,社會公仆應當“真誠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與憂患、熱愛與憎恨、歡樂與痛苦”。如今聽來,依然如雷貫耳。
2002年12月5日,黨的十六大閉幕不到一個月,胡錦濤總書記率新一屆中央書記處集體冒著飛雪來到西柏坡,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2009年4月14日,西柏坡廉政教育館正式開放,展館里有兩面這樣的墻:同是黨員干部,一面是萬人景仰的先進典型,一面是鋃鐺入獄的貪腐敗類。在觀眾留言本上,有人留下了這樣的心聲:“反腐倡廉不是口號,一定要腳踏實地做好,共產黨人才會立于不敗之地!”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當我們沿著60多年前的進京路線重走這段路程時,一路上已經發生巨變,但我們仿佛看到了當年的飛揚的塵土中,一張張堅毅與自信的面孔。
黨的十八大即將開幕,再度走到歷史重要節點的中國,迎來關鍵時刻。我們相信,在新形勢、新期待、新難題、新挑戰面前,中國共產黨將確定中國未來方向,為中國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你好,中國!(新華網北京11月6日電 記者肖春飛、王清穎、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