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轉變，中國道路的歷史性跨越

（四）法國年鑒學派領袖布羅代爾曾把歷史比作海洋，把歷史的短時段與長時段分別比作大海的表面與深處，并將二者描述為現象與本質的關系。依此邏輯，如果我們想透過這十年發展的“表象”，探尋中國道路的“實質”，就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在國際國內的既定格局中，我們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中國已經邁入小康社會門檻，但這一小康卻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一方面，經濟增長翻了近兩番，另一方面，我們每創造1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物質生活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當此之際，經濟社會發展把握得好，中國就能為全面小康奠定決定性基礎，把百年現代化進程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歷史三峽”，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中國已經跨入世界舞臺中央，但在通往大國強國之路上，內部環境與外部局勢的風險與矛盾，正日益疊加、互相激蕩。國際貿易、消費方式、通訊工具的變革，市場放寬與資本流動，兩極世界的終結以及新興國家的經濟政治崛起，讓世界變得更為復雜。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實際上是首位將中國當作全球化體系一部分來管理的領導人”。當中國工人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當廣東烏坎事件吸引來大批境外記者，當國際油價的漲跌影響著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已經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與世界相連。在全球化時代“治理中國”，中國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國奇跡結束了嗎？這個30多年來被西方人問得嘴角起泡的疑問，在這10年中，伴隨著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0年間中國充滿勇氣的轉變，引發了“什么樣的奇跡都能創造”的浩嘆，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甚至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則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英國用了58年、美國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時間使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國僅用10年就實現了。

危機，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久聚不散，當西方世界開始“為資本主義會診”的反思，當“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聲音再次響起，作為世界上唯一凈資產為正值的大國，手握20萬億元主權資產，中國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靈活的市場之手力挽危局，以強大的組織動員機制舉全民之力共渡時艱，為世界經濟的復蘇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機中的中國答卷，成為“中國道路”近十年來卓越成就的鮮明注腳。

這是一個讓世界驚嘆的十年。中國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實際增長速度，經濟總量一路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從第六大經濟體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鋼鐵生產國、全球最大汽車產銷國……中國的快速發展不僅超過自我預期，也讓世界有點不太適應。

這也是一個讓國人感奮的十年。人均GDP從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個千年農業大國的城鎮人口第一次超過了農村人口，數以億計的網民活躍于井噴般增長的虛擬空間。取消農業稅、普及義務教育，覆蓋十幾億人的基本社保體系初步建立，一項項重視民生、傾聽民意、保障民權的決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寫入黨和國家的法律文件。“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政黨宣言成為執政理念，“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為執政目標。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為什么能？走過十年，這樣的問題引起人們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聯合早報》這樣提醒：在經濟增長的故事以外，中國還有一個也許較不搶眼、較不具新聞轟動效應的故事——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

（六）從一定程度看，這確實可以稱作是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這個故事給出了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要回答，敘述了一種新型制度文明發展完善的歷程。

回顧剛剛過去的十年，我們走過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經歷了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的輝煌與榮耀，收獲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驚喜，但同樣遭遇了非典疫情的來勢洶洶，感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波詭云譎，銘記了汶川、玉樹、舟曲的悲泣悲壯，承受了發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鬧劇。

這十年，無情災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發事件一次次驚心動魄。社會主義中國依靠什么讓“中國道路”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馬克思曾經指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總結不同尋常的十年，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歷史性成就和進步，最重要的就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勇于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形成和貫徹了科學發展觀，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由此，不僅可以理解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寶貴探索，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艱辛實踐，也能夠更好地梳理從十六大到十八大這十年，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進行的一系列變革創新。

從“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到“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從“三位一體”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從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十年來，隨著科學發展觀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新的發展理念日漸深入人心，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呈現出新的氣象。

在分析現代化規律時，著名學者湯因比曾提出“挑戰—回應”模式，認為現代化既是國家之間競爭的最大挑戰，也是國家興盛的最大機遇，關鍵是如何應對挑戰、從困境中奮起。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拋棄了被動應對，選擇了主動應戰。有了科學發展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理論成果，社會主義中國未來發展的路徑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世界上關于“中國道路”的討論，進入了一個高潮。這看起來是巧合，但也不無內在的邏輯：理論上的不斷創新，實踐上的與時俱進，讓這一深刻改變13億人生活的制度文明充滿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