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執法記錄儀選擇性損壞”的擔憂，別當笑話聽

在發生一系列執法風波后，日前公安部出臺的《公安機關執法視音頻記錄工作規定》，備受矚目。

據媒體7月3日相關報道，從1日起已正式實施的這一《規定》，對警方常見的6種現場執法活動，都要求進行全程視音頻記錄。相關記錄保存期限，原則上不少于6個月，如果作為證據或事涉重大復雜案情等4類情形的，須永久保存。未按規定記錄或完整保存以及擅自發布的，要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

由于《規定》是在有關執法風波發酵中出臺，所以有人認為，這屬于公安部門的應急舉措。事實不完全如此。早在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提出，要“完善執法程序，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此后，公安部就著手起草公安機關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工作規定。有的地方還先行一步，為一線執勤民警配備了執法記錄儀，以提高接出警以及其他執法活動的規范性。但因為是各地自行操作，在落實過程中，出現不少問題，引發不少爭議。這次公安部《規定》正式出臺，顯然要對現場執法記錄工作進行全面規范。

這種全面規范的好處是雙向的。一方面規范了公安機關的現場執法活動，防止個別人員越權執法、濫用權力，損害警察形象；另一方面對涉案人員也是一種約束。迷信的人很怕“舉頭三尺有神明”，所謂“人在做，天在看”。一般人雖不迷信有“天眼”，但面對攝像頭這一“電子眼”，言行也會收斂許多。這種雙向震懾，對防止產生誤會、降低沖突烈度，都有重要作用，總體上有利于警察形象的重塑，提高公安機關公信力和執法水平。

不過，正是由于《規定》醞釀已久，并不完全因事而發，所以似乎也沒有全面、直接回應在經歷若干事件后，目前人們對現場執法記錄制度的深度疑慮。比如此前有的地方雖有必須配備執法記錄儀的規定，卻有人說便衣執法不能配戴。比如兩人同時出警不可能執法記錄儀全壞，卻說設備損壞無法記錄。比如當事人抗法多有視音頻記錄為警方作證，而群眾反映警方有越權行為時，常因執法記錄儀“損壞”導致記錄缺失，以至于人們造出“執法記錄儀選擇性損壞”這一名詞，反映了人們對相關規定無法落到實處的擔憂。

從已出臺的《規定》內容看，仍難徹底去除類似疑問和擔憂。除了上述疑問《規定》沒有正面解答，《規定》提到，對應當記錄而未予記錄，或“剪接、刪改、損毀、丟失現場執法視音頻材料的”，“應當依照有關規定，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然而，依照的是什么規定，不得而知。有關單位和人員應負多大責任、追究到什么程度，都未明確。一旦相關資料缺失發生爭議，警方該負什么法律責任、有無舉證義務，也很模糊。執法相對人認為警方應當公開完整視音頻材料而得不到回應，又該如何尋求法律救濟，更無依據。

說到底，正如專家所言，《規定》屬于“部門立法”，就難免部門“內規”的缺陷。要求與規定都是本系統內部的事情，甚至相關數據也都在內部保存，責任追究沒有與法律對接，更沒有引進法律監督與社會監督，落實程度還得看公安機關內部的推動力度大小，在公眾眼中公信力自然會打折扣。

盡管如此，《規定》的出臺，仍是公安機關規范化執法邁出的重要一步，值得肯定。下一步，似應重點針對群眾擔憂，在當前執法過程中警民沖突日益增多新形勢下，想辦法認真落實視音頻全程記錄要求，切實防止“執法記錄儀選擇性損壞”。這不僅可以有效增強執法透明度，防范和減少執法不規范問題，降低執法沖突風險，還可以有效解決執法取證難問題，起到保護執法人員、保護當事人權益以及提高案件處理質量的多重正面效果。

法治進步就是這樣通過不斷改進，一點一點推動的；人們對警方執法活動的信任與配合，也是這樣通過不斷完善，一點一點積累的。公安執法活動在這種全方位監督中，失去的只是誤解，獲得的將是更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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