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日報：清明時節想檔案

清明時節想檔案

□ 朱健國

甲午清明到了，母親的周年祭也到了。這一年，母親在扁擔山的墓中過得可好？母親定然常在回憶總結自己的一生？很早我就想，掃墓上香時獻上一本“張佩芬小傳”，也許是最好的周年祭。

要擺脫家人的主觀性，寫一個全面而客觀的母親小傳，先該看看母親的檔案：一可看看單位對她每一階段的評價，二可以探究她自1950年成為“革命干部”，1980年退休，為何30年始終只是一個普通公務員，因何老不進步？是成分高還是受丈夫牽連，還是不擅長人際關系？其中必有供兒孫汲取的寶貴教訓。

幾經聯系，母親的檔案管理單位卻一再婉拒。奇怪，許多國家檔案都可以30年解密，我母親只是一個縣級政府管理的無任何職務的財務人員，何以在退休30多年且已故的情形下，還不能讓家屬看看其檔案？其中即便有國家機密，也可部分開放��！

無巧不成書。《觸不到的檔案》報道：深圳人宋紅陽的父親3月初在合肥病逝，他向父親生前供職單位合肥工業大學提出，查閱并復制父親的人事檔案，留作紀念。但他與我一樣，遭到了拒絕。理由是《干部檔案工作條例》規定：“任何個人不得查閱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親屬的檔案”。

據悉，中國人事檔案制度始于1956年的“第一次全國干部檔案工作座談會”，劃分了干部檔案、學生檔案、職工檔案、軍人檔案四大體系。但《干部檔案工作條例》1991年出臺后，執行中多有變通，如前些年許多下海的公務員常自帶檔案去外地求職。修訂于1996年的《檔案法》也明確規定：“檔案自形成之日起30年就要開放”。“規定”沒有說人事檔案例外。

為何雖有《檔案法》卻仍然難查人事檔案？有檔案學資深學者分析，人事檔案源自政審制度，是一種“階級斗爭為綱”的配套產物，至今是改革的盲區。以至干部編制如今已經被公務員編制和事業單位編制所取代，但檔案管理上仍沿襲許多老方法。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方流芳指出，現有檔案管理中有許多脫離群眾的做法，如“組織”將不利于個人的結論塞進檔案，相當于在不聽取當事人申辯的情況下進行秘密審判、宣判和傳播對當事人不利的結論，使當事人蒙受不利而永不知情。檔案管理決不能賦予“組織”這種超級權力。這種違法管理檔案，導致了許多荒唐事——2003年，湖南作家湯國基偶然得知，早年在檔案中他被評價為精神不正常，這造成了他多年無法就業。

這就讓人夢想，人事檔案能否增加一種新功能？在記錄人的履歷材料，自傳材料，鑒定、獎懲之外，在有利于信用建設、干部管理、國家安全、福利分配之外，還能否增加一個新價值——幫助家人寫親人傳記或助理社會歷史研究呢？這既可緩解因人事檔案政治功能不斷弱化，致六分之一的檔案淪為“棄檔”、“死檔”，更有助于反腐敗，監督違法修改檔案和冒用檔案。

如是，“清明時節雨紛紛，人文紀念增新篇”。人事檔案與主人家人失聯的身份困境，有望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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