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都市報：法治社會應該消除維權者的后顧之憂

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輛大貨車因超載被當地運政、路政部門相繼罰款。當事女車主劉溫麗因付不起罰款喝劇毒農藥自殺，所幸經搶救性命無虞。時隔半個多月后，這個在家人眼中倔強的女人，卻為自己當天的行為很是后悔。人得罪了一大片，她不知道，她的大貨車以后要怎么跑下去。

時間能平息沖動，時間也能積聚恐懼。不堪罰款之重，憤而吞毒相抗的劉溫麗，早已不復當日的怒氣。她盤算起今后的生計，擔憂著或將遭遇的“報復”……她的身上，全不見一位“誓死維權”者當有的堅定，卻反倒是一副患得患失的弱者姿態。凡此種種，是自我保護的策略？亦或當真是，發之于心的后怕？

坦誠來說，劉溫麗的焦慮，當然不無道理。強勢的收費慣性面前，縱有零星的逆襲者，也絕不會有永遠的“女超人”。須知，“女車主喝農藥”一事，一度讓當地運政、路政相當難堪，其后又是嚴查又是停職——職能部門“損失”不可謂不重。既然來日方長，抬頭不見低頭見，又有誰能保證，有關方面不會挾私報復？

但，整個道路執法系統，當真就這般狹隘小器嗎？現代社會的規則框架內，公職部門與普羅大眾間，早已劃清了各自的權屬邊界：宣泄私怒、打擊“異己”的公門做派，如今已被歸為非法的濫權行為——新的秩序里，公眾有權對惡政不服從，并且主張“免受報復”。

劉溫麗的糾結其實在于，她一不小心挑戰了不公平的“舊傳統”，卻因為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秩序，而變得焦躁不安……一位反抗不公的人，在有所改變之后，不僅未有一絲底氣，反而加倍忐忑不安。這，當真是極諷刺的一幕。

無論是治理公路三亂，還是扭轉其他的疑難沉疴，除了主管機構要持續發力外，切實保障民眾“反抗不公”的權利，也是至關重要的。讓劉溫麗消除恐懼，乃是兌現法治社會的一個基本承諾：敢于對不公現狀者說“不”的人，理所當然會獲得保護而非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