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論：中國超常增長的文明動力

　　我們應以自己的話語體系把自己的事情說清楚，并為人類提供“源于中國而屬于世界”的器物、制度與精神公共產品

　　23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曾發問：如果是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惡”，那為什么我們的世界充滿了“惡”呢？這一悖論，印證了權力與道德不可兼得，表明了“上帝”并非至高無上。

　　2300年后，西方學者發現了“中國悖論”——中國沒有實行西方式民主和憲政，甚至還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卻實現了經濟30年超常增長。如果按照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中國奇跡既無法解釋，也不可持續。一部分西方精英因此看到了西式民主并非經濟持續繁榮的必由之路，開始反思和修改其價值觀。他們認識到，西方已無法繼續壟斷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話語權。

　　其實，不管是西方近代民主、中國當代民主，都是民主在不同階段、不同國情下的不同表現，兩者互不否定，即不能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而否定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也不能因為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當今世界，誰都不能再以排他的普世價值自居，而只能以自身文化和實踐折射出各自價值的普世性。世界發展的多樣性，使越來越多的價值呈現出來，豐富了普世價值內涵。

　　近代知識體系、價值體系都是西方領先世界后的經驗總結，西方把地方性的知識體系、幾百年的領先說成是永恒的、必然的，甚至包裝為具有天然合法性，長期迷惑了包括部分中國人在內的其他國家。當今時代，已不再是民主與專制、科學與野蠻二元對立的時代。民主與民主性、普世價值與普世性，其實是文化、制度包容性的具體體現。

　　中國經濟30年的超常增長，為包括經濟學、政治學在內的許多學科提供了充足的研究樣本，這些學科有可能突破西方現有的知識體系，可至今并無突出作為。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中國知識界長期以來受西方影響較多，削足適履，至今還未提出系統性學說，以至于常在一些西方原生概念上徘徊，使得中國崩潰論、中國發展不可持續論、中國不確定性、中國例外論泛濫于世。一些人公開宣稱中國只是經濟崛起、物質崛起，忽略甚至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優勢，急于將中國融入西方價值體系。

　　認為中國超常增長只是中國體量之故，或者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搭車者，這兩種觀點都忽視了對中國制度文明、精神文化的分析。揭開中國超常發展和制度創新之謎，離不開對文明動力的分析。中國是文明古國，治國理政經驗源遠流長。改革開放30多年的成功實踐，源于中華五千年文明底蘊的厚積薄發。許多中華原生文明價值正在逐漸顯示出新的時代優勢：如生產方式提倡不涸澤而漁、消費方式提倡量入為出、生活方式提倡簡樸自然、思維方式倡導“致中和”，在資源無約束、拼技術和效率的達爾文式全球化競爭中，這些價值曾被視作導致中國落伍的根源，但在以可持續發展為要旨的全球化新時代，這些價值觀恰恰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

　　從文明角度闡釋中國超常增長的邏輯，挖掘中國改革開放的文明內涵，理當是當代學者的歷史使命。我們應以自己的話語體系把自己的事情說清楚，并為人類提供“源于中國而屬于世界”的器物、制度與精神公共產品。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3年06月18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