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不必要的証明讓民警成了“時事評論員”

　　那些非必要証明能引發上到總理、下到普通民眾、中到辦事人員的共憤，足見改革不乏可匯聚的共識與動能。而要消除那些繁冗的証明，還得從打破政府“堡壘內部”著手。

　　“補辦一個小小的老年証也要經過派出所打証明，有必要嗎……一個小的証件增加大家不必要的麻煩，還是多為老百姓辦點實事吧。”“難道老百姓買房也要無犯罪前科，難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買房嗎？貴單位憑什麼定此項規定？”

　　這兩段看似時事評論之語，可不是出自評論員之手，而是兩個基層派出所人員在加了公章的証明上的吐槽。前者是湖南冷水江某派出所對當地民政局給老人補辦老年証時要求其開具丟失証明的批語，后者是雲南鹽津縣普洱派出所批評相關單位要求買房須開無犯罪前科証明。

　　從公章顯示時間看，前者發生在8月5日，后者則為今年7月，只是昨日才被曝出。二者接連被曝光，都受到聚焦。以往見多了民眾向辦事機構吐槽，這次派出所人員主動出擊，站在了民眾一方炮轟“同僚”，多少有些罕見。兩則証明是否合理，從兩位“內部人”吐槽就可窺見一斑。此事之所以引發關注，本質上是由於它突破了以往吐槽與被吐槽之間的站位關系，刷新了人們對“體制內態度”的看法。

　　按理說，同僚相批歷來是官場大忌，可兩地派出所人員卻打破了這一潛規則，這足以表明：一方面，大量非必要証明的存在，擾的不止是“民”，同時也是經辦機構和人員的不必要的“負擔”。另一方面，這些“批語”從內容而言，仍不過是普通民眾所深諳的常識。而奇葩証明問題的關鍵，本也在於對常識的背離，“証明我媽是我媽”即為一例。正因如此，李克強總理才會斥其為“天大笑話”。

　　“憤怒的民警”之公文吐槽和總理之怒，本質上指向的是同一種癥結。而公眾圍觀“加了公章的時事評論”，恐怕不全是借此一澆心中塊壘，更隱含了對某種改革路徑的期許。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改革與被改革的分層。於是改革討論中，多見政府部門與民眾的對話，而夾在中間的政府工作人員對改革怎麼看，又能發揮怎樣的推動作用，儼然被忽略。從兩地派出所人員的吐槽看，其實若機構內部的意見能得到及時反饋、吸納，也能凝聚更多的改革共識與動能。

　　以此次吐槽不必要証明的派出所為例，其實公安部門恰是民眾生活中辦証打交道最多的部門。他們若能在解決辦証難、証明多的問題上，表現出更多的積極性與行動力，也能極大地緩解奇葩証明擾民的現象。至於如何改，兩地派出所的態度或已提供了答案——那就是打破“堡壘內部”，將非必要証明盡快取消。

　　那些繁冗的証明能引發上到總理、下到普通民眾、中到辦事人員的共憤，沒什麼比這更能代表“時代的聲音”了。而要將“客串”起時事評論員的民警從吐槽者推向改革參與者，就需要制度助攻，比如盡快打通公民信息互聯中的行政壁壘，推動非行政許可審批在地方尤其是市縣一級的加速清理。

　　這些癥結，包括新京報在內的評論文章此前曾多次指出過，但民警吐槽引發輿論共鳴，說明問題仍未摒除。這也是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的提醒：改革成效必須更好地落地，民眾及那些相關部門才能盡快從“証途”之困中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