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哲學會”之歷史機緣

　　中華文明的核心與本源就是中國哲學。但是到了近代，尤其是五四時期以后，中國哲學卻日漸式微。上世紀30年代，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文化正在“趨于消滅的途程”，不能不承認它“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這種認知在當時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中國共產黨內“言必稱希臘”的思維定式。為此，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號召，要求做“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繼承者。毛澤東不僅提出這一重要命題，而且還直接參與到有關“中國哲學”的研究和討論中。這促使延安學者能夠“在自己土壤上”，“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發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堅實的歷史基礎和文化基礎。

　　延安新哲學會成立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個標志性事件

　　1938年夏秋，在毛澤東倡議下，延安新哲學會成立。其目的在于“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論成果”，“發揚中國民族傳統中最優秀的東西”。這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個標志性事件。新哲學會的成立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在抗戰大背景下，蔣介石“力行”哲學、閻錫山“中”的哲學和陳立夫“唯生”哲學一度大行其道，他們均以中國“固有哲學”名義，抵制和攻擊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另一方面，在共產黨內，長期盛行的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思想不僅未獲根治，而且還在1937年11月王明回國后有卷土重來之勢。這都迫使黨必須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和本土文化的結合，使其研究成果不僅要“成為最好的實踐的指導理論”，而且還要“成為中國一切優秀民族傳統的發展和繼承”。

　　這反映毛澤東并不滿足于戰時具體方針的研判，而希望從戰略和哲學的高度思考和規劃民族未來。他還試圖通過大量閱讀恩格斯《反杜林論》、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以積累哲學知識。毛澤東甚至在一些書籍，如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米丁等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作1萬4千多字的批注，足見其用力之深。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于1937年7月撰寫《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到抗日軍政大學去講授。毛澤東在講課中不僅緊密結合中國歷史和革命實際，而且還從《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山海經》等古典作品中引述許多歷史和神話故事，以闡發深刻的哲學道理。

　　在“如琢如磨”之外，毛澤東還主張“如切如磋”，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從五四時期的新民學會，到延安時期的新哲學會，毛澤東均遵循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這一治學之道。在由艾思奇、何思敬等18人發起成立的延安新哲學會中，毛澤東和大家共同討論各類哲學問題。其中與毛澤東交流互動最為頻繁的是艾思奇。

　　艾思奇曾因1936年出版《大眾哲學》而聞名于世，但他對中國哲學問題也持有濃厚興趣。早在1934年他即發文專論“中庸觀念”，認為“中庸主義就是將質量現象神圣化了以后的一種觀念論”。不過毛澤東更看重其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貢獻。他在給艾思奇的信中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中，明確提出“哲學的中國化和現實化”的口號，更是成為毛澤東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闡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思想資源。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

　　與此同時，一些延安學者還試圖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馬克思主義”的元素，并認定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中也含有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某些痕跡。顯然，這與當時毛澤東的認識存在差別。因為他在1938年初還一度認為，“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與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但毛澤東很快意識到這一問題研究的價值。他于1939年1月在給何干之信中就明確表示：“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

　　這表明毛澤東和延安學者已開始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角度思考問題。其實早在1938年初，由毛澤東題詞的《自由中國》上就有人撰文提出：“我們是歷史論者，我們認為新道德的產生是不會和舊道德的發展沒有關系的”，“也不是認為舊思想沒有任何傳統遺留給新思想”。這與后來毛澤東提交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的表述相似。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前者使用“歷史論者”，后者使用“歷史主義者”，核心觀念都是強調歷史作為價值判斷的獨特作用。

　　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與新哲學會艾思奇等人，更是得以聚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題下，深入研討中國哲學問題。也正是在毛澤東的啟發引導下，在與毛澤東的交流互動中，延安學者針對中國哲學問題寫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對此，艾思奇曾有高度評價：抗戰以來，中國學者“對于中國的固有的哲學的研究”，“對于中國自己的過去哲學史上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的發揚”，“這一方面也有它的相當的成績”。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閱讀延伸

　　新哲學會緣起

　　1938年，毛澤東倡議發起新哲學會，指定艾思奇、何思敬擔任正、副會長，主持學會工作，郭化若擔任秘書長，負責具體事務。1938年8月，新哲學會成立。9月，艾思奇起草的《新哲學會緣起》正式發表，對外宣示了發起人的共識。文章指出：“在哲學上、在理論上，我們更缺少較專門化的東西，這是抗戰以來我們的理論工作中的一個很大的缺陷。”全國理論工作者應“為抗戰建國的任務，為著理論在中國的發展，用集體的力量來盡自己的責任”，兼容并蓄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精華，團結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營造開放、包容的理論環境，組成文化界統一戰線。文章強調，“不能僅僅研究唯一派別的哲學思想”，為此，“需要集合各種各樣的哲學派別來做共同的研討”。該文先后被重慶《戰時文化》月刊（1939年第2卷第1期）、《譯報周刊》（1939年第1卷第16期）轉載，擴大了新哲學會在國統區進步文化界的影響。 （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