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簡牘講述西南信史（考古中國）

“益州郡滇池戹同里”簡。 　　蘇東曉供圖

　　2022年以來,位于云南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遺址發現5000余片有字簡牘，是云南第一次大規模出土簡牘。出土簡牘、封泥等遺物與遺跡，證明遺址為益州郡及滇池縣官署所在。書寫于2000多年前的文字，讓漢代大一統的歷史生動起來。

　　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設立益州郡，以滇國為中心的云南滇中及滇西部分地區納入中央王朝版圖。益州郡下建有24縣，在目前出土的簡牘中，已經發現了益州郡及其所轄20個縣的名字。滇池縣作為益州郡郡治所在，在簡牘中出現得最多。

　　關于縣以下基層鄉、里建置的資料，史書此前無任何記載。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簡牘可見“益州郡滇池戹同里”“比蘇律鄉橙里”“都鄉同狼里”等記載，填補了史料空白，表明了中央王朝設置益州郡和建24縣后隨即進行了設鄉和控里，讓我們了解到地方行政的更多管理信息。

　　兩套行政體系，“因俗而治”推行初郡政策。西漢中期以前，以滇池為中心的云南滇中地區是司馬遷筆下的古滇國。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證了《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關于元封二年漢武帝在滇國設立益州郡的史實：“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2019年，河泊所遺址出土“滇國相印”封泥，表明漢武帝在設立益州郡后，“滇國”依然存在，除了滇王被封賜，朝廷還任命了“滇相”。2022年以來出土的簡牘中，“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記述進一步表明了益州郡設立后，漢朝分別設置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為首的兩套行政治理體系，對西南邊疆進行郡縣制治理的同時實行“因俗而治”“復長其民”的初郡治理機制。初郡政策給嶄新的益州郡提供了較為寬松的發展環境，較好地處理了滇國舊俗和郡縣新制之間的矛盾。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即設立了益州郡后的第三年，漢武帝設立了十三刺史部，每州派部刺史一個，負責這一州的監察事務，益州郡歸益州刺史部監察。“益州刺史”簡牘的出土，實證了該歷史，并表明了益州郡通過益州刺史得到了中央的有效監察。監督體制保障了中央王朝對益州郡兩套行政體系權力的管理和控制。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多枚戶籍簡牘是西漢王朝設立益州郡之后實行編戶齊名制度的具體體現。遺址出土的西漢中期戶籍簡牘和東漢戶籍簡與國內同期出土的戶籍簡在內容、書體方面均具有相似性，是漢朝對益州郡進行有效人口管理，維護邊郡基層穩定和戶籍制度一統性的重要實物。

　　遺址出土《論語·八佾》中“季氏旅于”和“能救與對曰不”兩殘片并能遙綴，證明《論語》已經傳播到益州郡并進行流傳。儒學的傳播潛移默化影響當地民眾的思想，益州郡縣官吏教化引導一步步改變滇國民風。

　　河泊所遺址簡牘的出土，發現了大量兩漢時期即時記錄的文字，證實了益州郡設立后，云南終于迎來了文字時代。無論是公文書中的“敢言之”“如律令”，還是私人信件中的“春時不和，愿強進酒食”，行文風格和用語都與同時期國內其他地區一致，表現出了突出的文化一統性。

　　在遺址出土簡牘上，目前已經發現兩漢時期30個紀年，上至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下至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時長跨度263年，包含了漢昭帝至漢靈帝及其間四位西漢皇帝、王莽和七位東漢皇帝的年號。如此多的兩漢紀年簡牘證實了自西漢中期武帝設立益州郡以來，中央王朝在此進行了長期穩定的統治。而正是在上述的制度一統、思想一統、文化一統下，實現了云南這塊西南邊疆的有效治理。

　　《 人民日報 》（ 2025年01月2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