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闖新路的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

1978年冬，小崗村率先實行“包干到戶”生產責任制，成為“農村改革的主要發源地”，中國的農村改革由此拉開序幕。“包干到戶”之所以能夠首先誕生于小崗村，既有黨和政府工作重心轉向的政策安排，又源于小崗村有著一群勤勞質樸，敢闖敢干的“大包干”帶頭人。

窮“灰”掉的小崗村

1978年前后，安徽鳳陽縣委辦公室電話電報如雪片般飛來，工作人員都在忙碌著處理來自江浙滬的同一要求——立即派人把鳳陽外流人員接回去。號稱“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窮”得出了名，外流人口遍及大半個中國。在鳳陽縣，小崗村更是最貧窮的偏遠村落之一，用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的話說，已經窮“灰”掉了。

為了拔掉窮根，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探索生產方式，開展生產自救。1954年，在鳳陽縣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鳳陽城西鄉黨支部創造了“包工制”，即黨支部6名委員實行包社、包隊、包組責任制，在分配上采用“土四勞六”的比例進行秋收分配，積極推廣小麥優良品種，獲得了大豐收。毛澤東肯定這個支部的工作路線正確，是“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這個“包工制”和1978年的大包干都采用了“包”的方法，區別只在于“包”的形式和程度不同。可以說，“包工制”是大包干產生的種子。

1977年6月，萬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經過3個月的調查研究，萬里在滁縣地區主持召開安徽省落實農村經濟政策座談會，并于11月印發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省委六條”，采用了滁縣地委提出的實行不聯系產量“一組四定”生產責任制建議，強調要“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

1978年，安徽大旱，鳳陽縣是重災區。為了救災濟民，安徽省委于9月出臺規定：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社員耕種，誰種誰收，國家不分配征購任務；從集體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種菜度荒。安徽省委這一決定在鳳陽農村的推行，對小崗村實行包干到戶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秘密契約”上按下鮮紅的手印

1978年10月，到了“算盤響、換隊長”的時候，梨園公社黨委任命嚴俊昌為生產隊隊長，嚴宏昌為副隊長，嚴立學為隊會計。為了順利搞好來年的農業生產，小崗生產隊新一屆領導班子在全隊開展大走訪活動。

當時，小崗有20戶115口人。在這20戶村民中，除了2戶單身漢常年外出討生活外，剩下的18戶都是家庭人口較多的村民，各戶戶主有老有少，不是近鄰就是近親，關系密切。在集體勞動時、在乞討過程中稍有閑暇，他們就會聚在一起話家常、談過往，對于如何才能干好農業生產吃飽肚子，大家基本上能夠達成一致意見。

此時，小崗的三位隊干部主動承擔起領導責任，發動廣大社員群策群力，一起想辦法打開眼前這個困難的局面。在深入了解社員主要想法后，三位隊干部帶著社員們的意見開了個碰頭會。會上，大家將征得的社員意見相互通報后，也都表明了自己對分田單干的看法。嚴宏昌對嚴俊昌說：“你家人口多，這個頭我來牽，我們再開個社員會，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戶。”

三位隊干部很快就統一了思想，并決定于12月初的一個晚上秘密召集全隊各戶當家人到嚴立華家開會，然后就分頭通知各戶戶主。就在這個會議上，小崗生產隊的18個當家人，做出了“分田到戶”的歷史性決議。小崗村包干到戶誕生了。為明確責任共擔風險，這18位農民在一紙契約上立下了軍令狀并按下了鮮紅的手印，形成如下規定：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鑒（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的這一紙契約催生了我國農業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并最終上升為我國農業的基本經營制度，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使我國農業發展越過長期短缺狀態，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

拉開我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包干到戶后，小崗人將下地干活當成一種無比幸福的事情。小崗人不再集體出工的反常表現被公社書記張明樓發現并上報縣委。1979年4月10日，陳庭元到梨園公社調研時，張明樓把小崗的情況作了詳細匯報。陳庭元聽完后，親自來到小崗生產隊調研，并將小崗生產隊的具體情況帶回縣委研究。4月15日，陳庭元再次來到梨園公社，將縣委意見交代給張明樓，“他們已經窮‘灰’掉了，還能搞什么資本主義，最多莫過于多收點糧食，解決吃飯問題”。就這樣，鳳陽縣委采用“不制止、不宣傳、不推廣”的方法，將小崗村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暫時保護了下來。

1980年1月，萬里看了鳳陽縣委《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干到戶的調查》后，于1月24日親自來到小崗村實地考察。從生產隊最西頭的嚴立富家開始，一直走訪到村東頭的嚴國品家，萬里挨家挨戶地查看農民的糧食生產成果。當他看到各家各戶滿倉的糧食和質樸的笑臉時，萬里作出“我支持你們”的表態。萬里在小崗不僅肯定了小崗人干得好，還給陪同的鳳陽縣領導交代，想學小崗的就讓他們學，不要學唐僧給群眾念緊箍咒。萬里的態度，有力地保護了包干到戶在小崗乃至在鳳陽的順利實行。

萬里調到北京工作后，多次向鄧小平、陳云等中央領導匯報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談論改革給安徽農村帶來的喜人變化。鄧小平多次指出“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并出面為包產到戶發聲：“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提出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從此，“大包干”終于有了社會主義的“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