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為國寸心丹

【紅色教育家】

學人小傳

吳玉章（1878—1966），四川榮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早年赴日本、法國留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后，曾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華北大學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等職。著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憶錄》《中國歷史教程緒論》《文字改革文集》等。

1960年，82歲的吳玉章寫下一首《自勵詩》：“春蠶到死絲方盡，人至期頤亦不休。一息尚存須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疇。”從發起赴法留學，到延安辦學，再到開拓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吳玉章為中國教育奔走半生，即使年至耄耋，心中所想仍是如何為青年樹立榜樣，為他們照亮前行之路。

吳玉章出生成長的年代，正是兩次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至暗時刻，也是無數仁人志士掀起救亡浪潮的崢嶸歲月。在風雨如晦的歷史境遇下成長，吳玉章“驚怵于亡國的危險，不得不奮起圖存”。1903年，他東渡日本求取新知，不久加入中國同盟會，從此投身中國革命洪流。然而，辛亥革命帶給中國的并非預想的光明前景，吳玉章在不懈追尋救國真理的同時，漸覺“欲求利國福民之術，非學莫由”，把辦教育、育人才視為救國興國的途徑，從此走上興學育才的漫漫征途。

從來都是實干家

當吳玉章開始重視中國教育問題時，他已然是一位經受了辛亥革命洗禮的革命者。這決定了吳玉章從一開始就不是空想“教育救國”，而是把振興教育、培育人才作為革命與國家建設的組成部分，從全局出發思考“為何辦教育”“怎么辦教育”的問題。

辛亥革命后，吳玉章察覺到中國與世界的巨大差距，認為“現在科學進步，一日千里，我們不從速猛進，則無從自立于世界”，因此全力支持中國學生赴海外求學。

1912年，吳玉章與蔡元培等在北京發起“留法學會”，認為“此舉裨益于吾國青年教育無量”。1916年，因“二次革命”失敗而流亡法國的吳玉章，與蔡元培、李煜瀛、吳稚暉等人發起成立“華法教育會”，繼續推進赴法留學運動。吳玉章四處奔走，積極聯絡各界人士，為赴法勤工儉學爭取輿論和物質支持。1917年2月回國后，他在北京、保定等地創辦留法預備學校，在家鄉發起“四川留法勤工儉學會”，推動成都、重慶等地成立留法預備學校。四川因此成為全國赴法勤工儉學人數最多的省份。

1919年3月15日，一場送別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大會在上海舉行。吳玉章在講演中說：“留學外國講求新學，不是趨時附勢學點皮毛，想竊得一頭銜，以為終南捷徑的；純是我們想各盡所能，以謀個人的生存，即所以謀大多數人的幸福……將來歸國，以貢獻于吾國社會，必能為社會開一新紀元，其功業自不可限量。”歷史證實了吳玉章的遠見。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等一批赴法留學的先進青年，歸國后成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先鋒力量。

五四運動前后，吳玉章從思想上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吳玉章奔赴延安，被黨中央委以發展革命教育的重任。他秉持教育為革命斗爭服務的宗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新型教育的探索，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撐。

吳玉章堅持唯物史觀和人民立場，認為“大眾的進步或落后并不在于生性的聰明或愚蠢，而在于教育的好或壞”。作為文字改革的先驅，吳玉章將改革漢字作為普及教育、革新文化的重要途徑。從1940年起，他組織創辦新文字訓練班，親自到中國青年干部學校、中國女子大學等學校講授新文字，“孜孜改正各學員之錯誤發音，循循解答各學員提出之問題”。1942年，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新文字干部學校校長，主持編寫和出版新文字教材和讀物，還常常騎著毛驢從延安北郊趕到南郊親自授課，每周授課4到5天。他領導的新文字教育推進了邊區群眾掃盲工作，為新中國文字改革和教育普及積累了寶貴經驗。

從1938年到1949年，吳玉章先后擔任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大學、華北大學校長。在這期間，他開始探索如何發展服務革命事業需要的新型正規高等教育。1948年8月24日，吳玉章在華北大學開學典禮上闡明革命戰時教育的兩大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支援前線，使戰爭很快得到完全勝利。第二個任務是把舊的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改變為新的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為支援前線、發展教育，華北大學專門開設政治訓練班講授政治理論課，還設置教育學院、研究部、文藝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培養各行業人才。這些教育實踐不僅為黨在革命戰爭年代造就了大批干部，形成紅色教育根脈，也為新中國建設儲備了大批人才。

新中國成立初期，吳玉章敏銳意識到“干部問題已經成了一個頭等重要的、迫切的現實性問題”，重視新型高等教育對培養國家管理和經濟建設人才的關鍵作用。他受命創辦“新中國的第一個新型正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并擔任校長，要求學校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以“培養萬千建設干部”作為首要目標。建校之初，中國人民大學高度重視馬列主義政治理論課程建設，設置經濟、貿易、工廠管理、合作社、法律、外交、教育、統計、檔案等國家建設急需的本科學系和干部專修班（科）。例如，1950年學校開設新中國首個專門教授檔案學知識的教學機構——檔案專修班，后來，這個專修班逐漸擴大發展為檔案專修科、歷史檔案系，初步建構起新中國檔案學高等教育的教學和教材體系，培養了一大批干部和師資。吳玉章擔任校長的十幾年間，中國人民大學培養了眾多政治理論教學師資、研究人員、管理干部和各類專業人才，成為全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道路的一面旗幟。

為改變舊中國勞動人民“大半都是文盲”的境況，吳玉章極力推動新中國的教育普及和群眾掃盲工作。他主張以正規學校為依托，舉辦文化補習班、夜校、職工業余學校、農民業余學校、農村冬學等面向工農群眾的教育機構。中國人民大學從1950年起開設文化補習班（后改為中國人民大學預科），專門招收文化水平較低的工農干部和勞動模范，根據他們的知識基礎和生活生產習慣因材施教。他領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制定《漢字簡化方案》《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推動大中小學普遍開展漢語拼音和普通話教學，探索適用于工農大眾的“注音識字”經驗，這對提高農村識字率、掃除文盲和普及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1956年起，吳玉章兼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首任院長。立足學院性質和學員特點，他將思想政治教育視為核心工作，探索團結和改造民主力量的社會主義教育新形式。他為學院制定“三自”（自由、自愿、自覺學習）原則和“三不”（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方針，提倡“教師和學員應該是互為師生，互相學習，互相取長補短”的民主學風，引領學院教學和統戰工作順利開展。在吳玉章擔任院長期間，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共培訓學員1800余人，對團結民主力量、鞏固統一戰線、推動社會主義教育作出了突出貢獻。時至今日，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仍在黨的統戰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培養全面發展的新人

在吳玉章看來，新中國教育同舊中國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新中國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和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而是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國家；新中國的青年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的青年，根本在于“他們的前途是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一致的”。這就決定了新中國要培養的青年人才，必須“能夠擔負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一定是“具有高度科學文化知識的、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體魄健壯的、全面發展的新人”。

吳玉章認為，“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是關系國家興亡和革命成敗的大問題”，將堅定理想信念作為辦學育人的第一要務。1950年10月4日，他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強調：學校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以馬恩列斯的學說和毛澤東思想來進行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把他們培養成為有高度文化修養的專家”。他將上好政治理論課視為“頭等重要的事”，要求加強馬列主義基礎、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課程教學，使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時數占到全部課程時數的20%～30%。學校根據課程和學生的不同特點，積極探索科學的思政教育方法。比如，由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是最一般的規律，理解它需要較為豐富的知識基礎，因此建校初就只在少數專業開設這門課，并將其排到最后講授；由于青年學生缺乏革命經驗和理論知識，針對他們的中國革命史教學就必須改變過去干部教育的習慣，要先教授黨史基本知識，再講《實踐論》《矛盾論》等理論著作。這些做法為全國高校的政治理論課教學提供了有益經驗。

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玉章歷來強調“歷史是啟發愛國心的一門科學”，積極探索歷史教育的新形式，發揮歷史學科對堅定理想信念、樹立愛國情懷的價值功能。吳玉章的人生經歷堪稱“一部非常豐富的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他基于歷史當事人的責任，注重將自身經歷以史論、口述、回憶錄的形式記載發表，為革命精神的教育和紅色基因的傳承提供鮮活教材。1964年1月17日，吳玉章在校刊《人民大學》發表《大家來寫校史》，指出“用村史、公社史、廠史、校史、家史以及由老工人、老干部、老農民講自己的親身經歷，是讓青年一代了解過去、對比現在、展望將來的好教材，也是向青年進行階級教育的好辦法”。他號召全校師生從中國人民大學波瀾壯闊的歷史中感悟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積極學習和嘗試書寫紅色校史，并把它作為“傳家寶”代代相傳，教育后代。

吳玉章主張辯證地看待“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反對“政治學習可以代替業務學習而否認業務學習”的觀點，強調學生必須“在學習上對國家負責”，“學習成績的問題不只是個人問題，而首先是影響到國家建設事業的問題”，要求學生必須在學習上堅持“緊張而持久的勞動”。同時，他告誡學生要摒棄“有了業務技術就可以‘走遍天下’‘吃得開’‘薪金高’”的淺薄認識，鼓勵他們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愛國主義情懷落實到具體的學習中，不為個人發展而盲目地“趕浪頭”，而是從人民和國家建設的需要出發掌握專業知識、鉆研科學技術，把學習當作對祖國的責任。

“全面發展”是吳玉章對黨和國家事業接班人的基本要求。他認為，青年要在身體、知識、政治、道德上都做好準備，才能成為黨和國家建設的后備力量。20世紀20年代，在擔任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校長時，吳玉章就重視學生的身體素質，強調“舉凡足以鍛煉學生身體者，本校無不注重。而關于體育之蹴球、網球、徒步各種，本校均竭力提倡，以期養成健全之國民”。新中國成立后，吳玉章將重視勞動教育視為“人民教育與剝削階級所壟斷的舊教育的根本區別之一”，要求學校引導學生適當參加家常、社會勞動和生產實踐，使他們逐漸懂得勞動生產的偉大意義和勞動人民的決定性作用，養成尊敬勞動人民、愛護勞動成果的品質，樹立通過艱苦奮斗建設祖國的志向。

教學與實踐相結合

在吳玉章看來，舊中國遺留下的最大弱點之一就是“教育不發達”，而不發達的原因則在于“空虛不實際”。他痛斥舊中國的教育中盛行的“虛浮習氣”，十分贊賞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理念，認為這種教育“不僅教人會做人，而且教會人怎樣去改造社會，改造中國甚至改造全世界”。

在擔任延安大學校長時，吳玉章提出：“消除舊教育遺留給我們的理論與實踐分離的弊病，達到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用一致的目的。”1941年，他主持制定延安大學的教育方針，要求學校在教學內容和教育方法上貫徹“學習理論必須聯系實際，以理論說明實際”的原則；在教學建制上建立與有關機關的聯系，聘請具有實踐經驗的機關同志參加學校行政和教學工作；在教學模式上堅持學用一致，給學生創造實習實踐的機會。吳玉章在陜北公學、延安大學、華北聯合大學、華北大學等革命根據地高校的探索，為新中國腳踏實地培養干部人才隊伍積累了有益經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吳玉章為中國人民大學確定了“教學與實際聯系，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的辦學方針。反映在專業設置上，中國人民大學除學習蘇聯政治理論教學經驗外，還專門設立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合作社經濟等專業，推動蘇聯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吳玉章將“理論聯系實際”作為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方法，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重視實際問題和群眾經驗，告誡學生不要“只坐在書齋里做學問”，勉勵他們“要得到真才實學，就必須把學習和生產實際結合起來，把學習的積極性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結合起來，努力地深入地踏實地去鉆研”。1958年11月，吳玉章接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師生，看到他們創辦的《漢語拼音報》對學校乃至全國的文字改革宣傳發揮了實際作用，感到非常欣慰。他鼓勵新聞系學生積極開展專業實踐，既要到地方報社進行實習，接受正規訓練，更應該深入基層和農村自主辦報，支援新聞“抗旱”，強化黨的宣傳工作。

如今，吳玉章提倡的教育理念、創辦新型高等教育的經驗，已經成為新時代黨領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寶貴財富。

教育者應該先受教育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吳玉章重視教師隊伍在教育工作中的基礎作用和核心地位，認為教師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支勞動大軍”，是為人民提供精神食糧的“靈魂工程師”。他非常贊同“師高弟子強”的觀點，注重教師隊伍建設，認為“教育工作者本身的質量問題乃是直接關系著整個教育質量的問題”，主張“教育者應該先受教育”。

吳玉章鼓勵新中國的教育工作者下決心改造提升思想，“這是整個學校教育工作中最基本的東西，不可有半點松懈”。他批評一些教育工作者有意無意地給學生灌輸“當專家”“當干部”和追求名利的錯誤思想，對理想信念缺乏應有的重視。為加強教員和職工的政治理論素養，吳玉章推動中國人民大學創辦面向學校職工的馬列主義夜大學、夜校，在夜校畢業的學員經過申請并考試及格，可升入夜大學繼續學習，考試合格后發放畢業證書。針對不能入夜大和夜校學習的職工，學校開辦職工業務學校，設置小學、初中、高中各年級，主要補習文化和理論知識。吳玉章還要求教師關注國內外的時事問題，廣泛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和生產勞動，爭取各種機會與勞動人民建立密切聯系，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提升道德修養。他認為，唯有如此，教育者才能成為人民的教師，擔當起“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責任。

“實現政治修養和業務修養的統一”是吳玉章對教育者的要求。他認為，只有教師的政治水平和科學水平都提高，教育質量的提高才能有基本保證。他要求新中國的教育者把提高科學水平和專業能力當作重要的政治任務，“務必切實努力，不要滿足于一知半解的粗淺境地，不使提高的呼聲流于空談”。建校之初，中國人民大學為提高教師的教學和科研能力，學習引入蘇聯高校的教學組織形式，將其譯為“教研室”。這種“把教師按課程組織起來，對一門或數門有密切聯系的課程，共同開展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的教研組織，具有“高度組織性與紀律性、高度的思想性與創造性”，有利于教師集體備課、合編教材、充分討論、相互促進，為規范教研工作、培養后備力量、提高教學質量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吳玉章還要求定期召開科學討論會，鼓勵教研人員以文參會，針對不同問題展開學術研討。從1950年到1966年，中國人民大學舉行過10次全校性的科學討論會。吳玉章不僅參加全校范圍的科學討論會，還會輪流參加各系、各教研室的分學科討論會，這些討論對提高教師的教學和科研能力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吳玉章注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將“學術上的自由批評與自由討論的空氣的形成”視為科學研究正常開展的標志，主張在學術問題上保證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新中國成立后，史學界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形成以郭沫若、范文瀾、尚鉞為代表的三種觀點。吳玉章認為，只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可以各抒己見、百家爭鳴。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舉辦歷史研究班，他邀請范文瀾、翦伯贊、尚鉞等闡發關于中國古史分期的不同觀點，為學術討論營造自由氛圍。吳玉章尊重科研人員，從不將自己的學術觀點強加于人。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副所長張照主持編寫了《漢語拼音文字定型化研究》一書，主張“用不同的拉丁化雙字母作義符加在拉丁化的拼音詞匯后面，以區別大量同音詞”。盡管吳玉章對這種方法并不認同，但他尊重這一研究成果，對此書的出版給予人力和財力上的全力支持。吳玉章的這些主張和做法，為學校教師和科研人員營造了良好的教學研究環境，受到全校師生的歡迎。

在吳玉章擔任校長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形成名師薈萃、大家云集的耀眼景象，涌現出以何思敬、何干之、何洛（時稱“三何”）為代表的一批杰出紅色教授，更為全國教育戰線輸送了一批優秀師資力量，鍛造形成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人大力量”。

家庭教育嚴愛相濟

吳玉章自幼就受益于淳厚家風家教的熏陶，因此也很重視家庭教育。他認為，青年與家人相處時間長、接觸多，又有天然的感情聯系，家風家教往往對他們印象深刻、影響深遠，家庭教育“是培養革命接班人整個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吳玉章崇尚中華優秀傳統家風，也批判舊社會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多是望子成龍、光顯門楣、榮宗耀祖。他認為，新中國的家庭教育不能只是考慮子女個人前途和家庭利益，“首先和主要的是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革命的利益。這就是說，我們進行家庭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配合黨和國家，把青年一代培養成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吳玉章出生時，吳氏家族“敦孝悌、睦鄉鄰”的家風已在四川榮縣當地傳為美談。其祖母慈愛賢惠，父母孝悌力田，兄長心系家國，滋養出吳玉章的家國情懷、浩然正氣和奮斗精神。1964年，吳玉章回憶起幼年時家人的言傳身教：“我在少年時代的家庭教育，多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等等的教育。在我剛懂事的時候，父親就教育我長大后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祖母對兒孫輩要求也很嚴，她力禁煙賭，不準妄取人物。常告誡說：‘小來偷針，大來偷金，不義之物，寧餓死，不接受。’‘從艱難困苦中長成的人才更有用。’并且從小就要我做如灑掃庭院、整理什物等兒童應做和可做之事，要我‘有始有終’。當親朋夸獎我時，她就告誡親朋說：‘不要過于夸獎他，鍋蓋子揭早了會出氣。’這樣，我也就不偷懶，不茍且，不半途而廢。”這些家庭教育，對于吳玉章后來參加革命活動，培養民族氣節和革命氣節，都曾發生過積極影響。

吳玉章提倡“嚴愛相濟”的家庭教育觀。他認為，對子女“真正的愛”應該是在生活上給予適當的父母之愛，而在政治、學習和工作中嚴格要求，讓他們在艱苦中得到鍛煉，在風雨中實現成長，“這是一種移風易俗的變化，也可以說是家庭教育的一個革命。”吳玉章的獨子吳震寰于1949年病逝，留下四個幼小的子女。吳玉章撫養孫輩成人，對他們的衣、食、住、行關懷備至，即使后來相隔千里，也會在百忙中用一封封家書表達關心和掛念。吳玉章常以自己的革命經歷和黨的光榮歷史教導孫輩樹雄心、立大志，將祖宅門廳懸掛的治家對聯“創業難，守業亦難，須知物力維艱，事事莫爭虛體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則，行行當立好規模”贈予后輩，勉勵他們將其作為持家立業的準則，在各行業都能以身作則，起到模范帶頭作用。他鼓勵孫輩下鄉、下廠參加勞動和生產，并及時匯報收獲體會，在家書中多次告誡他們：“你們是干部子弟，沒有什么可以特殊的，如果說特殊的話，就是要表現得更好。你們要嚴格要求自己，不能成為精神貴族、紈绔子弟。”吳玉章以身作則，踐行“愛與嚴相結合”的家庭教育，樹立起中國共產黨人培育紅色家庭、家風、家教的典范。

1938年，當吳玉章從蘇聯回國奔赴延安時，已是年入花甲的革命老人。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為“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隆重補賀六十大壽。毛澤東在賀詞中稱贊道：“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吳玉章為培育紅色教育基因、賡續紅色教育血脈而不懈奮斗，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黨的革命和教育事業。踐行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責任使命，這是紅色教育家吳玉章一輩子做的最大好事。

（作者：耿化敏，系全國紅色基因傳承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副院長；劉高元，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