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崢嶸歲月

1976年：十月的勝利

1976年，我國發生了一連串震撼世界的大事。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發生后，鄧小平被錯誤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7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9月9日，黨、國家、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逝世，舉國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毛澤東逝世前后，“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同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中央領導同志共同研究和反復商量，并征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后，決定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四人幫”采取斷然措施。

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在中南海坐鎮指揮，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形式，宣布對王洪文、張春橋進行隔離審查，同時對江青、姚文元也進行了隔離審查。就這樣，前后不到一個小時，沒費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黨中央還采取有力措施粉碎了“四人幫”集團在上海的骨干分子發動武裝暴亂的圖謀，對“四人幫”在其他各地的幫派骨干也采取果斷措施，保證了全國政治局勢的穩定。

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黨公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全國億萬群眾衷心擁護。

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實現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創造了前提。共和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重啟高考之門

1977年8月，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重啟關閉10年之久高考之門的序幕，就在這次會議上拉開了。

座談會上，一些高校代表說，不是沒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發言引起鄧小平高度重視，他果斷決定，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就從今年開始。

鄧小平在有關高等學校招收新生文件的送審稿中，對高考招生的政審條件作了大段刪改。他明確指出：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教育部制定了《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當年10月，這一意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并通過，并得到國務院批準。10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報道，向全國人民正式公布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

1977年冬天，570萬年齡參差不齊的青年走進了高考考場。這次考試規模之大，不僅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最高紀錄，亦堪稱世界之最。

1978年春天，27.3萬名高考制度恢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踏進了大學校園。

高等學校招生進行嚴格考試，實現公平競爭，擇優錄取。錄取工作重在本人表現，上大學可以不受家庭問題的牽連。新制度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中國重新開啟高考之門，預示著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的來臨！

科學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達6000名，盛況空前。這次重要會議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表彰了826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

鄧小平在大會開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宣告：“四人幫”肆意摧殘科學事業、迫害知識分子的那種情景，一去不復返了！他駁斥了“四人幫”打擊迫害知識分子、破壞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種種謬論，明確指出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他的講話澄清了科學技術發展的理論是非，打破了長期禁錮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桎梏。

“解放的不僅是人，還有智慧！”在座談發言中，中青年科學家激情滿懷，老年科學家壯心不已。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向大會作了題為“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的發言，道出科學工作者的共同心聲。

在大會閉幕式上，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作了題為“科學的春天”的書面發言。他向廣大科學工作者表達了期望中華民族創造“一部巨著”的心愿，“這部偉大的歷史巨著……它不是寫在有限的紙上，而是寫在無限的宇宙之間”。

科學的春天來了。這次大會，題在科技，意在全局。它確立了科技工作正確的指導思想，是我國科技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是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總動員令，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偉大的轉折

1978年是共和國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在這一年，全國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為歷史轉折準備了思想條件。

這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實現黨和國家的歷史性轉折做了充分準備。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還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振聾發聵地指出：“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這篇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并解決了關于黨的指導思想、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經濟工作、改革開放、保障人民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黨的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同時，還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加強和充實了黨中央的領導機構，選舉成立了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終于從嚴重的挫折中重新奮起，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長征。從此，黨和國家進入了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要任務的歷史新時期。

創辦經濟特區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決策。以創辦經濟特區為標志，中國的對外開放邁出了重要步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創辦經濟特區的設想逐步形成。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廣東省委負責人在向中央領導同志作匯報時，建議中央下放若干權力，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開辦出口加工區。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鄧小平在與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談話時表示：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基礎上，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省委關于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予更多的自主權。同時決定，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特區。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出口特區”被正式改名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并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特區正式誕生了。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鄧小平先后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對特區建設的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并分別為3個經濟特區欣然揮筆題詞。

經濟特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同時也為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發一號文件，肯定我國農村正在出現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此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后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得到了普遍推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我國農村許多地方逐漸突破“不許包產到戶”的限制，普遍實行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其中在安徽鳳陽縣出現了比包產到戶更徹底、更簡便的包干到戶的形式，即舍去包產到戶中將勞動成果轉換成“工分”進行分配的環節，農戶將收成按規定直接完成上交任務后，剩余部分全部歸己所有。按農民的說法，就是“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這種做法把勞動成果和農民的收益直接相聯系，因而最受農民歡迎、增產效果也最明顯。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這次會議的紀要肯定了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從而打破了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等同于資本主義的觀念，實現了黨在農村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5年都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明確肯定，并在政策上積極引導，有力地促進了農村改革的突破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控制人口數量

提高人口素質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不僅對廣大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而且對全社會、對我國整個計劃生育工作，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公開信全面闡述了控制人口增長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為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指出了正確方向。信中明確提到：“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項關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1981年11月，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更加明確地提出：“限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這就是我們的人口政策。”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同年12月，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從此，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被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

（新華社電） 

《 人民日報 》（ 2019年12月12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