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宜張的錚錚風骨

人物小傳 陳宜張，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二軍醫大學基礎部教授、我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他心無旁騖，潛心治學，63年始終扎根教學科研第一線，在國際上率先提出糖皮質激素作用于神經元膜受體假說，先后獲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科技進步獎等10個獎項，編寫我國第一部《神經系統電生理學》教材等著作10部。他心系國家和軍隊，精勤育人，桃李滿天下，為我軍萬余名軍事醫學人才講授過多門基礎醫學課程，親自帶教的38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已成為國內外生理和神經科學界的中堅力量。

1985年1月，陳宜張（中）與同學在食堂交流探討問題

陳宜張院士(左三)和由振東教授（左四）及研究生們在一起交流學術問題

辛勤育人——

“作為軍校教員和人民教師，教好書是天職。”

2013年12月20日，正值隆冬，上海天寒地凍。

筆者在第二軍醫大學教學館見到滿頭銀發、精神矍鑠的陳宜張院士，他早早就來到教室檢查幻燈、翻看講義……

這是陳宜張數十年堅持為學生授課的一個場景。

為上好每一節課，87歲高齡的老院士仍精心準備，課前查閱海量最新專業文獻充實講義，課堂上用中英文雙語原汁原味講解，不斷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枯燥的基礎醫學課程被他講得有聲有色。

20世紀80年代初，第二軍醫大學曾發出1900多份問卷給畢業學員，對“最受歡迎教員”進行回顧性調查，陳宜張得票數高達96.2%，位居榜首。

六十一甲子。陳宜張從意氣風發的青年，教到了一頭銀發的老者，年復一年，兢兢業業，默默堅守三尺講臺，桃李滿天下。

80歲生日那天，許多同行及學生從全國各地赴上海為其慶賀。陳宜張只用四句話簡練地概括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他說：“第一，要教好書，作為教師，教好書是天職；第二，要選好題，一旦明確科研方向，就要沉得下去、鉆得進去；第三，要講真話，像巴金先生一樣不說假話、敢講真話；第四，要做正直的人。”

1927年，陳宜張出生在一個浙江余姚的書香世家。1946年，考入國立浙江大學。1951年，來到第二軍醫大學任教至今。大學期間，他得到了竺可楨、談家楨等名師的親身教誨，那種“求是”精神始終貫穿于他的教學科研生涯，并潛移默化地成為他的人生信仰。

為培養優秀軍事醫學人才，給本科生上好課、教好書，陳宜張毫不懈怠，殫精竭慮。

“神經系統電生理學”在20世紀70年代是門新課，沒有現成教材。陳宜張一邊白天上課，一邊利用午休和夜晚撰寫講義。

繁重的工作量使陳宜張頭暈目眩、眼睛疼痛。于是，他就每5分鐘按摩眼眶1次，為節約時間左右眼輪替休息，一晚上常常要按摩上百次、寫出幾千字。書稿出版后，成為該領域國內首部研究生教材，并作為經典，長期沿用。

陳宜張嚴謹細致，嚴格育人。1986年，一位進修講師在跟隨他做實驗時，用大剪刀剪動物的皮膚和神經，陳宜張立即嚴厲制止，要求她必須按照操作規范，用大剪刀剪粗的皮肉組織，小剪刀剪皮膚。如此的不近人情，把40歲的講師當場說哭。

可實驗一完，陳宜張又耐心地教她縫合傷口，一針一線，技術嫻熟，精準到位，用煨紅的玻璃針幫她給試驗動物的小血管止血。

陳宜張一舉一動讓那位講師深受感動、終生難忘。

國際著名神經科學家巫凌剛是陳宜張早期帶教的研究生，喜歡踢足球的他，一連幾天都因參加比賽而耽誤去實驗室。陳宜張嚴厲質問道：“你是想當足球專業研究生，還是生理學研究生？”

后來，巫凌剛全身心投入科研，他的原創性研究成果兩次被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刊載。如今已是美國國立衛生院首席研究員的他，仍十分感激陳宜張當年的嚴格要求。

60多年來，陳宜張為我軍萬余名軍事醫學人才講授過多門基礎醫學課程，培養出李蘭丁、李素芝等英模，以及一大批以曹雪濤院士等為代表的醫學才俊。1996年，他被解放軍總后勤部授予“一代科學技術名師”稱號。

潛心學術——

“自然科學不去談其價值，只求揭曉事物真理，就會自有用處。”

教書育人和科學研究，是陳宜張事業的“車之兩輪”，毫不偏頗。

1984年，陳宜張開始轉入糖皮質激素快速、非基因組作用的研究。糖皮質激素的快速反應，尤其是它對神經元的快速效應，作為一種現象，早在20世紀40年代科學界就已有所提及。

陳宜張抓住受體環節不放，和他的研究生一起，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專注于該項研究。他發現前人在研究中忽略了從受體的角度提出問題，從而忽視了“甾體激素膜作用”這一嶄新的方面。

于是，陳宜張大膽地提出糖皮質激素膜受體假說，這是對傳統受體學說的一個重要補充和挑戰，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評價。1997年，這項成果榮獲國家自然科學四等獎。

陳宜張并沒有為此而陶醉，他接著又花費長達10年時間，帶領10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歷盡各種艱辛，把快速、非基因作用研究擴展到神經元功能的其他方面，取得喜人成績。

這期間，陳宜張應邀先后在兩屆國際生理學大會上作專題報告和主持專題討論。世界著名神經生理學家、荷蘭的德·克勒特（De·Kloet）教授認為：“這項研究對中樞神經系統作用產生巨大貢獻”。該成果被國際權威教科書《威廉姆斯內分泌學》兩個版本先后引用，成為世界該研究領域的重要文獻之一。

有人曾不解地問陳宜張：“您搞的這些研究到底有什么價值？”

陳宜張說：“自然科學，不要去談其價值。我覺得，我們搞自然科學，光想這個‘有什么用處，干什么用’是不行的，只要研究的結果是真的、可靠的，不是假的，它一定會有用處！”

對于基礎醫學科研成果的價值，陳宜張有其獨特的價值判斷。他常對學生說，搞科研不要太重名圖利，要淡泊名利、潛心研究，只要同行，知道上海有個翔殷路，知道翔殷路有個800號，知道800號里有一支科學團隊，知道這個團隊能夠持續性地在某個領域開展研究，吾愿足矣！

求實唯真——

“一個科學家最重要的，就是實事求是。”

在陳宜張的眼里，“一個科學家最重要的，就是實事求是。做任何事一定不能弄虛作假，要對事實負責。”

1959年，陳宜張在從事燒傷輸液實驗研究時，提出用重度燒傷的狗做實驗，遭到很多學者反對，他們認為，狗都快死了，輸液還有什么意義。但是，陳宜張堅持認為，如果輸液能延長狗存活的時間，就能據此評估輸液質量的優劣。

當時，國外權威外科教科書中，燒傷輸液是按埃文斯公式進行的。陳宜張經過多次實驗，不僅發現輸液確能延長狗的存活時間，并且量的多少、膠體液或晶體液的優缺點也得到了驗證，并提出埃文斯公式應加以修正。此觀點一出，立即引起國內醫學界的重視，對指導臨床輸液產生了積極影響。

與陳宜張交往40多年的北京大學韓濟生院士說：“陳宜張教授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獨立思考，不跟風，不盲從，什么事情都有自己深入、深度的分析。”

幾十年來，陳宜張還把這種恪守實事求是、決不跟風盲從的科學精神，毫無保留地影響和傳承給他的同事和學生。他要求學生將實驗項目、過程記錄得清清楚楚，即時分類整理打印出來，不能摻一點“水分”，對于實驗室機器打出的結論、數據，都要保存得完好無損。他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袁文俊教授告訴筆者，“陳宜張教授要求我們實驗標本至少要保存10年，所有的實驗數據和記錄都要真實，要經得起檢驗。”

神經生理現象實驗，往往做多次也不一定看得清楚。一次，學生翁瑛霞做“迭加實驗”，一下子就做出了非常清楚的波形，與假設的實驗結論十分吻合，她激動而又欣喜地請陳宜張來“鑒定”。仔細查看推斷后，陳宜張嚴肅地告訴她，這個結果可能是該類實驗經常出現的“偽像”，這次得出的結論不能采納，實驗還要推倒重來。

多年來，陳宜張一直要求學生做同一實驗至少重復3遍，方能確定數據；科研論文中不能引入個別實驗現象，一字一句必須來源于反復試驗結論；他負責指導的論文，沒逐字逐句看過絕不會簽字；他幫別人修改的SCI論文，發表時一律不準署他名字。

甾體激素的作用的確有通過基因組的一方面，但許多學者卻忽略了甾體激素的非基因組作用方面。陳宜張冷靜地“回到科學本身”，從生理學的角度探討非基因因素，扎扎實實地投入到糖皮質激素研究數十年。對此，上海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吉永華教授評價說：“陳宜張教授當時的研究，引領了國內相關學科的發展。他的堅守執著，使中國學術界里還始終保存一股清醒之風。他扎根國內，做出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工作，非常難能可貴。”

不唯權、不唯錢、不唯上，陳宜張身上烙有不隨波逐流的“牛虻”精神。一次，某政府部門和一家醫藥廠商邀請他對某健腦產品進行鑒定。作為專家組組長，陳宜張第一時間對其實驗數據進行鑒定，覺得實驗結果很漂亮。與會雙方負責人本以為這次鑒定只要走個過場，就能順利通過。可在鑒定會的當天，見到產品實物的陳宜張卻要求暫緩簽字，因為他不能確定該產品是直接從實驗室的實驗物提煉的，還是經過二次加工的雜合物。

簽字儀式上，其他專家都簽完，只剩下陳宜張和現在復旦大學工作的趙志奇教授兩人沒有簽。這可把雙方領導急壞了，并派人進行“游說”。陳宜張只有一句話：“簽字可以，但我們只對實驗部分負責，對該產品功效不負責”。

次日，當地媒體報道了以陳宜張院士為首的鑒定組順利通過該產品鑒定一事，并過分吹噓產品功效。陳宜張看到報紙后，很是生氣，立刻打電話給有關單位說，“如果下次再看到你們這樣違背事實報道，我要通過法律手段訴訟你們！”

事后，趙志奇感慨地說：“他就是這樣一個堅持原則的人，絕不會為個人利益、昧了良心去做有損別人的事，堪稱學界‘良心’。”

忠誠耿直——

“973課題必須是‘中國創造’，‘舶來’課題一律不算！”

世紀之交，許多科研工作者頻繁出國交流。那時，不少學者在美國國立衛生院等科研機構資助下完成課題，雖然課題第一完成人是中國學者，但是第一署名單位卻是外國研究機構。

“這類由中國學者研究、外國帶回的課題能否列入國家973項目的成果？”當時學術界產生不小的爭議。

在一次973項目會議上，許多專家為此爭論不休。陳宜張當場亮出自己鮮明觀點：973是國家項目，列入的課題必須是“中國創造”，“舶來”課題一律不算！

陳宜張為人誠懇、待人真誠，在他身上看不到絲毫院士的“架子”。

2002年，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等機構邀請他為青少年寫本科普讀物。一般來說，邀請“大院士”寫這類“小人書”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但陳宜張欣然接受，他百忙之中擠出時間撰寫《大腦黑匣揭秘》，為之花費無數心血，力求深入淺出地講述科學道理。

《大腦黑匣揭秘》至今一版再版，成為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常年暢銷書。

胸懷一片赤誠的陳宜張，也常常不由自主為國為民分憂。

前些年，我國慈善事業出現幾起負面輿論事件，慈善事業到底何去何從，人們有許多不同看法。

2012年冬，一次朋友聚會，陳宜張碰到全國政協委員吉永華教授。一見面，他走上前鄭重其事地說：“吉教授，我想請您幫忙給我辦件事。”

“什么事？請您吩咐。”

“我想了很久了，這件事可能只有您能幫我的忙。是關于慈善捐款的，我想給政府提個建議：慈善事業的捐款能不能由國家有關法定部門出具發票，這樣能讓捐款者知道捐出去的錢物走向何方、如何使用。有了發票，彼此間就有了法律約束。”

從來不為個人事情求人的陳宜張說，“您是全國政協委員，能不能夠幫忙把我的意見表達上去。”

作為晚輩的吉永華被陳宜張這番話深深打動，覺得這個建議非常好。在當年的兩會上，他就把陳宜張的建議作為正式提案提交，后來該提案被全國政協作為優秀提案集中展示。

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神經生物研究所所長楊雄里說：“陳宜張教授對某些問題有他自己的見解，有些意見并不一定合乎潮流，不能完全說特立獨行，但他的意見，真正體現了一位正直科學家對整個國家、社會及科學發展的一種憂患意識。”

清廉守正——

“如果不能全身心參與國家項目，就沒資格花國家一分錢。”

在陳宜張心里，國家和軍隊利益永遠高于一切。

2003年，國家973項目為陳宜張牽頭的“單分子可視見研究”獲批立項。科技部啟動了“學科前沿交叉項目基金”，用于資助他和科研團隊。

當時，陳宜張承擔的另一973項目“腦功能研究”還未結題。他深感自己沒有精力同時完成兩個973項目。當拿到下撥基金后，他立即向校領導打報告，主動要求全額退還給科技部，并毅然決然地表態：“既然不能全身心參與國家項目，就沒資格花國家一分錢。”

從點滴做起，陳宜張事無巨細為國家節省“每一個銅板”，有時甚至讓人覺得“傻”：他以“工資足夠開銷”為由，建議取消每月給他發放的5000元院士津貼，坦言不能占國家一點“便宜”。

逢年過節，各級領導上門慰問，他都說自己吃得飽、穿得暖、錢夠花，很滿足，堅決不收受任何慰問金、水果、月餅券等錢物，有時他還會當場要求慰問者，將這些物品以單位名義捐給慈善機構。

多年來，陳宜張從未為個人或家庭的事，向組織提半點要求。1995年，中科院公布的新增選院士名單里，“陳宜張”赫然在列，令當時第二軍醫大學不少領導和同事倍感疑惑：“名單上的名字真是自己身邊的陳宜張？”

陳宜張每天都泡在教室和實驗室，從未跑出去參評，他一向連評個職稱都不理不聞，更不懂得“找門路”。直到解放軍總后勤部向第二軍醫大學傳來賀電時，才向大家證實這一喜訊：是中國生理學會送報評審，由韓濟生、鞠躬、吳建屏3位院士聯名推薦當選的。

在工作上一向精益求精、嚴格要求的陳宜張，在生活上卻節儉質樸得近乎苛刻。至今，他身上仍穿著領子洗得發白的03式舊軍裝襯衣，以及鞋底磨平又釘上后跟的舊制式皮鞋，隨身攜帶部隊發的土黃色舊挎包作為公文包。他用紙張一律寫滿雙面才肯丟掉，還常常積攢火車票和各種商標紙，用其背面作為便箋來記錄。一些紙張多余的空白邊角，他會裁下來訂在一起，掛在桌下，用來隨手做記錄。

盡管個人生活標準低到“精摳細算”，但對國家和亟須幫助的人，陳宜張卻毫不吝嗇、傾囊相助。2000年，陳宜張捐出浙江大學醫學院發給他的全部工資，又和老伴徐仁寶教授湊出了大部分積蓄，前后積累到100萬元，在該院設立“徐仁寶—陳宜張獎學金”，獎勵家境貧寒的優秀學子。

2008年汶川地震，陳宜張當即向災區捐了1萬元；2009年起，他又自費出資25萬元，在母校余姚中學設立“陳宜張獎學金”。他在給母校的信中叮囑：“盡管金額不大，但確實是我平時省吃儉用攢下來的，一定要把錢給到品學兼優的孩子手中。”

謙虛低調、務實謹慎，是陳宜張的一貫作風。2007年10月，剛過完80歲生日的陳宜張，主動要求學校停止為自己招收研究生。他坦言自己研究腦神經，深知80歲后人腦加速老化，思維和理解力難以跟上，不能傳授新知，就要亮出“免教牌”，不再掛著博導碩導的虛名，決不能浪費學子們寶貴的求知黃金期。

陳宜張多次對上級說自己年齡大了，創新能力匱乏，不能坐著“吃空餉”，要求組織取消對他的各種待遇，只保留基本工資。

事實上，陳宜張80歲后仍在持續創新。2012年，85歲的他在國內提出“精確細胞生物學”概念；82-87歲高齡，他獨立撰寫70萬字的科學著作《突觸》，該書被譽為“是站在當代科學發展前沿，對突觸研究領域進行綜合評介的國內首部學術專著”。

陳宜張克己奉公，守正揚清。已有61年黨齡的他，始終保持科學家風骨和老共產黨員本色。

一次，余姚老家的有關領導因事專程來上海見陳宜張，雙方在他辦公室相談至中午。陳宜張熱情地說，中午一定請家鄉領導吃個飯。盛情難卻，他們也就欣然答應。

可是隨后，陳宜張竟把大家領到學校的專家教授餐廳，請他們吃食堂的例行午餐，并風趣地說，軍校伙食很好，在這里吃飯衛生又營養。大家心里既意外又欽佩。

浙江大學醫學院黨委副書記吳弘萍告訴筆者，陳宜張受聘擔任該院首任院長期間，每次來杭州都拒不接受宴請，只從上海自帶剩飯剩菜來吃。他主動交還了學院分給他的房子，一直住在臨時宿舍；他要求取消院里配給他的專車，只在辦公事時用原單位車。任期滿后，陳宜張主動提出卸任該院院長。他說，自己年齡大了，要懂得讓賢，一定要給更優秀的年輕人騰出位置。

與陳宜張共事4年的醫學院原常務副院長、現浙大副校長羅建紅教授對筆者說：“陳宜張院士在浙大醫學院工作期間，帶出了一個好班子，影響了身邊的一大批人，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他給我們作出很好的表率。他在個人品格、學術修養、為人處世等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標桿，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和榜樣。”（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