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治理來自對資源的合理配置

記者：柳森

訪談嘉賓：石磊（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不是說有了中央的說法，配置資源的機制就立刻建好了。這需要實踐來檢驗。這些年來，社會上的資源大都在政府的主導下配置和運行，真的一下子把很多資源交由市場配置，可能還需要一個配套適應過程

解放評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是這幾天大家關注和討論的一個熱點。從經濟學角度，您怎么理解這一表述進入公報的意義？

石磊：在學界一直有“國家治理”這個說法。國家治理涉及民眾在國家日常生活當中的地位。它注重的是，一個國家通過怎樣的民主制度，讓民眾能夠真正參與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

這些年，我們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國家治理。只是過去我們更多地把“日常管理”理解為國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和內容。要想真正讓國家治理落到實處，就必須讓政黨、政府、人大、市場、企業、家庭、個人等主體各司其職，將它們之間的權、責、利關系界定清楚。否則，一旦面對問題，大家都只愿當智叟、不愿當愚公，或者常常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這就很容易出現模糊空間或灰色地帶，也不利于將公權力放到公開公平公正的透明空間中。

政治學家可能更多談論反腐、監督、民主、自由等。而作為經濟學人，我們更多強調國家運行的成本和效率，主要考慮大量本已稀缺的社會資源，如何通過國家的有效治理來提高其使用效率，改善社會資源的配置水平。

解放評論：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這里面有多大的變化？

石磊：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相對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而言的。一個“主導”，一個“基礎”，市場更側重于微觀方面，政府更側重于戰略性籌劃。

戰略性籌劃加微觀上的配置效率，這兩相結合似乎已經挺完整了。但這里面最大的問題是，一旦我們把市場限于基礎性作用，而把更多宏觀性的資源交給政府去配置，會導致地方的財源更多集中到中央，而中央就會主要把財政分成投資性財政和生產性財政兩部分。

事實上，中國特色的公共財政的基本定義應該是民生財政和公益性財政。財政的一切資源應當為整個國家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民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提供服務。

投資性財政和生產性財政通常會帶來三大方面后果：一是民眾的公共福利會受到影響。資源短缺和配置不均的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財政被由政府主導的配置機制扭曲了。政府要做民生方面的投資，則不得不跟其他領域爭搶資源。二是帶來產能過剩。如果是市場配置資源，也有可能出現暫時的供過于求，但不大會出現幾乎所有大規模的制造業都供過于求。企業可能會出錯，但不大會一錯再錯。但如果遇到類似問題的是政府或者國有壟斷企業，他們對犯錯成本的敏感度要低很多。追根溯源，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手頭的資源太多，此外，也有用人制度導向和績效考核上的原因。三是導致地方政府負債日益累積且大幅上升。

從這三方面的后果來看，我們就能很好理解，此次公告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解放評論：要真正實現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礎性”向“決定性”推進，很多人的看法是，“這件事不會做得很輕松”。您怎么看？

石磊：我也認同這個看法。這些年來，社會上的資源大都在政府的主導下配置和運行，真的一下子把很多資源交由市場配置，可能還需要一個配套適應過程。比如，進一步規范市場，逐步取消雙軌制等。此外，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資源配置的效率，以及企業各種行為時的規則意識、法律意識、商業道德。而現在一些企業本身素質不高，還不能勝任新的要求。

因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去培育市場、發展市場。要有一個過程，讓市場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讓企業公開公平地去自由競爭，讓法律、管理規定、行業規章成為企業競爭最后的行為底線。再加上政府有效的監管，而不是簡單運用審批手段，這對改善市場功能也是大有好處的。

當然，政府從很多領域退出來后會有更重要的事可做，比如，公共品的提供、配置和可持續發展。具體到公共品的提供，根據國民經濟的總量和規模，根據社會各階層收入水平，根據城鄉結構、地區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產業結構、增長與發展的關系、內需和外貿的關系，以及國家在國際上承擔的社會責任，需要研究公共資源如何有效配置。

政府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它的準則就是法律。舉凡重大投資決策，政府不能自說自話，應更多通過人大程序性立法來確保公共投資的安全，確保政府行為規范，確保公眾的權利不被過多侵占。這是建設一個法治國家的必要條件。

解放評論：現在有一些人擔心，現有資源配置機制一下子拗不過來。還有人雖然承認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但不愿放棄“強政府”。怎么看待這些觀點？

石磊：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前的6年當中，我們對中國經濟體制到底走向何方曾進行過激烈的爭論，到最后還不是統一意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最終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至此，人們關于中國改革是否應當定位在市場導向上的爭論就漸漸少了。此后，大家的爭議變成“市場怎么建更好”，而不再是“要不要市場經濟”。

之所以原來有爭論，后來沒有爭論，實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是說有了中央的說法，配置資源的機制就自然建好了。這需要有一個用實踐來檢驗的過程。對于市場配置資源，我們應該給它更多的時間和空間。讓實踐來說服那些目前還存有疑義的人，讓實踐來證明市場對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為何如此重要，也讓實踐來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