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新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起步

周恩來作為我們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杰出才干和非凡智慧為國內外所稱道。但鮮為人知的是，周恩來還對環境保護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推動了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起步。

環境保護是個大問題

周恩來較早就關注環境污染問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大力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生態破壞和工業污染問題已經出現。大面積開墾草原、圍湖造田、濫伐森林導致了生態惡化、主要江河湖泊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當時，環境問題在我國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認識上也存在偏差，有的人認為污染隻存在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這些國家的不治之癥，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則不存在這個問題。

周恩來清醒地正視國內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引導人們尤其是領導干部對其加以關注。在1970—1974年間，周恩來對環境破壞及其治理作了多次講話。1970年，周恩來談道：“要消滅廢水、廢氣對於城市的危害……如何搞好‘三廢’的回收利用，要搞出規劃。”1971年，周恩來在聽取江漢油田匯報時指出：“污染是個大問題，要一開始就立足於解決。”1971年，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日本、美國、歐洲多國都存在嚴重的工業污染，“整個多瑙河都是黑的”，中國作為后起的工業化國家，要引以為戒，“不能走老路”。1972年，周恩來對治理“三廢”問題作出指示：“應該抓緊解決這個問題，絕對不做貽害子孫后代的事。”周恩來一再指出，要從國家發展的長遠角度考慮環境保護，樹立必須治理好污染的堅定決心。

支持中國代表團參加斯德哥爾摩會議

周恩來高度重視聯合國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的首次人類環境會議，並從多方面對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予以悉心指導。在聯合國向中國政府發出參加人類環境會議的邀請后，周恩來毅然同意並決定派出高規格的中國代表團參會，了解世界環境狀況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在代表團人員構成上，周恩來提出了多部門派代表以及派高級別領導的建議。他指出，環境保護不只是個衛生問題，還涉及國民經濟的各方面，應由綜合管理部門組團並派出多部門的代表。在他的指示下，我國最終派出了40多人組成的代表團，成員來自國家計劃委員會、燃料化學工業部、衛生部、冶金部、農業部、水利部、外交部等多個政府部門，此外還有北京、上海和科技界的代表。周恩來親自過目了代表團準備的會議發言稿，並指示他們了解世界環境狀況，學習國外環境治理的有益經驗。

斯德哥爾摩會議對中國代表團產生了很深的觸動。在該會議之后，中國代表團通過比照分析，深刻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周恩來對此高度重視，並指示籌備召開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我國環境保護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環境保護在中國的起步

在周恩來的推動下，國務院於1973年8月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前，國務院已經動員有關部門和省市對全國環境狀況進行了摸底調查。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國務院有關部委及各省市區負責人，以及工廠代表、科學界人士共300多人參加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確立了環境保護的32字工作方針，即“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並對環保工作進行全面部署。本次會議將環境保護提上國家議事日程，極大地增進了各級領導干部對環境保護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認識。

在這次會議之后，國務院對環境保護工作進行了部署。在將《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批轉全國時，國務院提出了“三同時”制度，即一切企業、事業單位在開展新建、改建和擴建工程時，對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隨著該文件的批轉，環境保護工作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展開。1974年10月，國務院成立了環境保護領導小組，小組成員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農業部、交通部、水利部、衛生部等相關部委的負責人。此后，各地陸續成立了相應的環保機構，對環境污染狀況進行摸底調查，制定環境保護規劃，並開展了以“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為特色的污染防治。

“預防為主”與“綜合利用”

周恩來創造性地將衛生部門“預防為主”的指導原則移植到環境保護領域，將其作為污染治理方針。在他看來，污染治理要從源頭上進行積極控制，而不是在末端進行治理﹔要在預防上下功夫，而不是事后才補救。1972年，周恩來在會見外國記者時說：西方已經走了先禍害再消除的“彎路”，我們的基本建設要從一開始就想辦法，“才能免除禍害”。同時，他還反復提倡開展廢物的“綜合利用”。1971年，他在接見全國計劃會議部分代表時指出，我們要除公害，就“非搞綜合利用不可”，要努力搞淨化，變廢水、廢氣、廢渣“三害”為“三利”。在同年參觀北京石油化工總廠時，周恩來看到高大煙囪冒出的滾滾黃煙，在聽工廠領導擬將“黃煙”作燃料燒掉這一解決污染的辦法時嚴肅指出：“燒掉是下策，放空跑掉是下下策，應當把它綜合利用起來。”他一再強調“化害為利、變廢為寶”，對我國此后大力開展資源的循環利用提供了啟示。